怀念编辑家袁启生（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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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编辑家袁启生去世一年了。这一年里，我总觉得他还活着，每当我想到他真的走了时，我与他交往的桩桩件件就浮现在我眼前……

一

清远市，在广东之北，在湖南之南，乃连接湘粤两省的咽喉之地。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早在1990年秋、1993年春、1995年夏，我曾因采访、因办案，驱车南下广东，往返皆从清远城外经过，无论清晨、傍晚，还是烈日当空，最引我注目，给我留下印象的是那条清澈蜿蜒、气象万千的小河。我曾在我的反映缉毒生活的中篇刑侦小说《红色通缉令》《毒枭落网记》中，浓墨重彩的描绘了这条小河的美丽。尽管如此，我却没有动过要去清远市观光的念头。那三次路过，都是自带小车，若愿意进城，是极其容易的事，只要小车掉个头就能做到。但那时的我的确没有动过这个念头。后来却不同了，我是非常地想去清远，有时候恨不得一步就扑进清远市的怀抱里，以至常在梦中驾车驶向清远。待我从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却仍在长沙。这时，想去清远的心情便越加迫切。我一直在努力寻找去清远的机会，这种机会却迟迟没有来。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怪，当你有机会去的时候，你不想去，当你想去的时候，却很难找到机会。

我要去清远的念头，是从1995年金秋萌生的。因为那一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与清远市文联主席袁启生有了书信联系。当时，我创作了侦探纪实文学《追匪连云山》，想在一家纯文学期刊上发表。我从一家报纸上读到了《飞霞》杂志的征稿启事，它的主办单位是清远市文联，主编是袁启生，它需要纪实文学类的稿件。我很喜欢《飞霞》这个刊名，于是我就按照征稿启事上的地址：清远市政府综合大楼416号，将《追匪连云山》直接寄给了主编袁启生。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了，没有回音。我把这事看得很正常。因为现今很多刊物上都登着这样的启事：“本刊稿件一般不退，故请作者自留底稿，从稿件投往本刊之日起，2个月后不见采用通知，方可另行处理。”我想：一个多月离两个月已经很近了，到了可以另行处理的时候了。我拟从电脑中再调出一份《追匪连云山》，另投他处。就在这时，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装得胀胀鼓鼓的陌生信件，信封上赫然印有：清远市公安局《清远治安》杂志社。我打开一看，里面装有两册《清远治安》创刊号，其中附了一封袁启生给我的信。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已办理了离休手续，不再担任清远市文联主席。《飞霞》杂志因多种因素停办。他去文联任职前，曾在清远市公安局任职多年。如今离休了，清远市公安局返聘他创办综合性杂志《清远治安》。我的侦探纪实文学作品已刊登在《清远治安》创刊号。由于编发创刊号时间太紧，来不及事先征得我的同意。如有不妥之处，请我原谅。并希望我一如既往地支持他办好《清远治安》，力争成为公安宣传阵地中的一朵奇葩。

我又惊又喜，《清远治安》处理稿件的速度和对作者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钦佩。于是，我毫不犹豫，将我手头刚完稿的又一篇侦探纪实文学《红腰袋之谜》，寄往清远市连江路清远市公安局《清远治安》杂志社。我特别声明：因系打印稿，若不刊用，可不退稿、不回信。没想到半个月之内，我接到了袁启生的回信：稿件留用。1996年《清远治安》总第4期刊登了《红腰袋之谜》，并配发了作者简介。1996年11月21日，我又给袁启生寄去了中篇刑侦小说《黑盗人生》。这篇稿子采用的速度简直飞快，1996年12月初出版的《清远治安》总第11期刊登在显目位置。

二

袁启生不仅处理稿件快速，修改稿件也很仔细。他对我的每一篇稿件都做到了字斟句酌。他是先拟出修改方案，再电话征求我的意见，不是随便做出改动。修改之处并不多，少则几个字，多则三五个句子，有时甚至只有一两个字，但对整篇文章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我有部中篇刑侦小说的题目原为《追向莫斯科》，他给我改为《在国际列车上》。我觉得改后的题目与小说内容更贴切。我另一篇小说的题目叫做《澳门第一案》，他建议改为《侦破澳门第一案》。这一改增强了动感效果和活力，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我在电话中当即表示同意。类似的修改，举不胜举。也有个别时候，我不同意他的修改，坚持我的己见，他并不见怪，只要我能说服他，他会完全尊重我的意见。这令我十分感动。我觉得他尊重的不是一篇文章，不是一条意见，尊重的是我的人格，是我的劳动成果，更是尊重了知识产权和《著作权法》。当今文坛，有他这种编辑风格的编辑，百里难挑。

收到刊发作品的样刊和稿酬，是作者最惬意的时刻。看到自己的辛勤汗水变成印刷品，换来报酬，得到社会的认可，写作中所受的一切困苦都变得清甜。我想普天下的作者，都会与我感同身受。袁启生完全掌握了作者的这种心理，真诚地给作者一个快乐和喜悦。每当《清远治安》出版，他都是及时地将刊有我的作品的样刊和稿酬同步寄出。有时甚至稿酬还比样刊先到。这对于我来说，每笔速到的稿酬，如同一场及时雨，洒进正迫切需要浇灌的田地。我记得2000年12月11日，我那年近八旬的母亲因患感冒引发重症，我和妻子于凌晨3时从长沙赶回汉寿县老家，送母亲进县人民医院治疗，一次交了数千元的住院费，但院方说还不够，还要交数千元。我们夫妇又于当天返回长沙，拟再筹集母亲住院治疗的费用。小车行驶至湘江二大桥桥头时，天已煞黑，街上夜灯闪烁。忽听车后一声响，小车猛烈的颤抖了一下。司机赶紧停车。我下车查看，是一辆吉普车碰了我们的小车，所幸无大碍。但对我的心情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我按捺住满腔怒火，欲通知交通警察对吉普车司机做出处罚。此时，我的手机突然响起，一看显示号码，就知道是袁启生打来的。他告诉我：载有我的中篇刑侦小说《在国际列车上》的《清远治安》两本样刊今天投邮，稿酬提前一周寄出，估计要到了，要我注意查收。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接着，他又关心地询问我父母亲、我岳父岳母的身体状况。我为了不让他操心，我隐瞒了母亲患病住院的情况。接完袁启生的电话，我的心情与脸色渐渐发生变化，如同路边闪烁的霓虹灯，有了丰富的颜色。我想：袁启生做人做事总是处处为他人着想，我为什么就不能像他那样善待他人呢？我一挥手，放走了吉普车。

袁启生总是在关键时刻给我送来福音，送来吉祥，送来平安。我与他书信、电话频频往来，神交近十年，未曾谋面，但他在我脑海里却有着完整而又固定的形象。他那朗朗的笑声，总使我想起如来佛的脸膛，他那关心的问候，总使我想起观世音的眼睛。

袁启生如此尊重作者，如此尊重作品，除了因为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兼编辑家，出于职业的本能，充分理解作者的艰辛劳动之外，关键在于他那高尚的人品、人格和作风。据我从媒体和各方面获得的信息所知，袁启生是个历经磨难，痴心不改，风吹黄沙始成金的人。他出生粤赣相邻的山区，不满5岁父亲就去世。他只读了三年书。为迎接全国解放，他16岁就参加了地方武工队。1950年他被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海军，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转业到地方后，交替担任公安、文化部门的领导，而且主动放弃广州的工作，来到清远，投身山城的建设。他无论担任公安部门，还是担任文化部门领导，都多次遇险，但都化险为夷。他经历了八次车祸，最严重的一次摔断了腰骨。他都顽强地挺过来了。他不恋权位，只恋知识，他50岁考上北京鲁迅文学院高级作家研究班，埋头苦读三年，文凭、作品双丰收。他联络的作家，培养的作者，遍及全国各地。这一点打开《清远治安》就可看到。我只是他联络的成百上千名作者队伍中的一个。他在我身上就投入了这么多的热情与精力，他在所有他联系的作者身上该付出了多少呀？！这是无法计算的。

三

我与袁启生的联系不断增多，感情不断加深，每次书信往来，电话交流，他不仅谈作品，而且谈家庭、谈人生。令我最为感动的是，当他了解到我的岳父中风多年，迄今半身不遂的情况后，他每在季节变换之时，他都会打电话给我，指导我如何适应气候的变化对岳父的身体采取相应的保养措施。每逢过年过节，他都会适时打来电话，嘱咐我转达他对我岳父的问候。他还教给我一手绝招：要我儿子多给外祖父打电话，隔代人的一声问候，胜过一剂良药。我后来才知道，他之所以对保养中风病人如此得法，如此心细，原来他曾患过脑梗塞，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他凭着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不仅战胜了死神，而且没留下任何残疾，依然迈着军人、迈着警察稳健的步伐出院了。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从未向我提及过他的病情。他那朗朗的笑声，达观的人生态度，根本不像患过如此重病的人。

我得知他的真实病情，是在2000年的夏天。整个夏季，我往他家里打电话，始终没人接听。我很纳闷。我当然往好的方面想，以为他到哪里避暑疗养去了。因为他是离休老干部，具备这个条件。初秋，天凉了。我接到了他的电话。我感到他的声音与以前比较，明显地脆弱了许多。我觉得不对，追问原因，他不肯说。我被迫走夫人路线。经过我一番穷追猛打，他夫人终于招架不住，向我吐露了真情。7月初，袁启生被送进广州某大医院抢救，终于从阎王殿门口返回人间，整个夏季都在病床上度过。电话这头，我惊得目瞪口呆。我迫不及待地要去清远看望他。头一天，我请好了公休假，第二天一早准备出发，没想到突然来了紧急公务，无法脱身。我暗暗叹息：谁叫我是警察？公务说来就来。每年的公休假都成为一句空话。服从，是警察的唯一选择。这次未能去清远看望袁启生，内心对他的思念之情则越浓越烈。

此后，我与袁启生电话联系的频率更密了。他又渐渐恢复了那朗朗感人的笑声。我能感觉得出，他的身体得以康复。他真是个生命力顽强的人。他又忙开了他编辑《清远治安》的工作，哪怕是在重病中，他也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为他康复而高兴，同时，我也为他忘我工作，从不顾及身体而担忧。我多次劝他将工作节奏放慢一点。他嘴里答应，行动上却依然故我，真拿他没办法。我只能祈祷苍天，保佑他这样的好人一生平安。

今年6月，我往他家打电话，像2000年那次一样，打了多次都没有人接听，我非常着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后悔此前为什么没有要他单位的电话，连了解情况的地方也没有。我期盼着他的来电。这中间，我收到了《清远治安》寄来的《巧布罗网》和《我的第一任武术教练》两篇文章的稿酬。汇款单上不是他的字迹。我越加着急。经历了两个多月漫长的煎熬后，我终于在8月初接到了他的电话。我还没开口，他就问我稿酬和样刊收到了没有。我问他这段时间为什么失踪了？这次，他没有隐瞒真情。他说他住进广州某大医院做心脏手术去了。这种心脏手术成功的病例极少。整个中国，能从手术台上活着下来的他是第6例。我的天。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为他祝福。虽然受尽了痛苦，但总算保住性命，活着回来了。电话那头他说：“我在手术台上想，我还没与杨远新见过面，阎王也是通情达理的，我虽然不给他送红包，他也不会要我去，会留给我充足的时间，让我与杨远新，与全国各地很多只有书信往来，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去面对面地交谈。”我听了，眼泪哗哗流下。我又听他在电话那头说：“我今年还有两期《清远治安》的编辑任务，你支持我一两篇好稿子吧！”我连声答应。我劝他安心养病，已是70大几的人了，经历了罕见的大病，需要调养。他的夫人也极力赞成我的观点，并说医生一再告诫，像他这样的病人再也不能熬夜了。袁启生动情地说：“我也的确想放下《清远治安》不编了。谁都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何况我这本钱本来就比别人的差。可我就是放不下啊！我每当看到警察牺牲的场面，每当得知治安环境日益严峻的消息，我就觉得自己有责任编好《清远治安》，为弘扬警察的奉献精神，为维护社会治安，尽一个老党员的责任。我虽然不是从警察的岗位上离休，可我的心时刻与警察融为一体。”此时，我恍然大悟，近十年来，他始终保持着对我的热情与真情，原来是有源头的。这些年，我在《清远治安》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19篇，共40多万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收获。如果没有他十年如一日的真诚帮助与支持，我是不可能有这么多收获的。我从事文学创作35年，交往的报刊数百家，交往的编辑数百人，能像《清远治安》这样密切保持联系近十年不衰，为数并不多。其实，作者与报刊的联系，就是作者与编辑的联系。一家报刊能否拥有强大的作者阵容，先取决于是否拥有一流的编辑队伍。如今，像袁启生这样优秀的编辑难找。我真恨不得扑上去与他紧紧拥抱，然而遗憾的是我俩中间隔着千山万水，我的手再长，也搂不到他的肩。我越加想念他。我一定要找机会去清远，看望这位宽厚、仁慈、善良，博学、多才、善思的先生加兄长。俗话说：文人不见面，见面减一半。我深信：我见了袁启生，他在我脑海里的美好形象不仅不会减弱，而且会更加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