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人生路（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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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曹一心（曹逸兴）口述实录

我于1931年农历八月初八日，出生于安乡县安成公社，当时的四分局。父母给我取名曹博官。我上有哥哥、姐姐，我是兄弟姊妹中最小的，大家都叫我满伢子。

我7岁那年，进入汉寿县维新乡第七保国民学校念书。一年级都没有念完，就停学了。我的一位远房的舅爹爹是教老书的，他在我的一位远房的老表家里办了一个私塾班，我叔叔就把我送到了这里。走进门的第一桩事就是拜孔子大人。在这里，我读了《三字经》《捷径杂志》，都只读了半本，没有全部读完。那时候，我父亲开始在安乡县城做生意，主要经营皮蛋、烟叶，加工烟丝。父亲把我安排进安乡县城新生小学读二年二级，读了一个学期多一点，不到两个学期，第五册没有读完，又回到了四分局，又接着读私塾。不过教书先生已不是我的那位远房的舅爹爹，而是一位郭先生。他是个典型的夫子，吃饭的时候都手拿一本书上桌，边看边吃饭。别人都吃完了，他独自还要吃上一会。郭先生的象棋下得好，我下象棋是跟他学的。平时，他只顾读自己的书，对学生没有尽到教书的责任，放任自流。同学们都学得不好。我当也不例外，学习成绩很差。读了一年，就到维新乡中心国民小学读第八册。当时教我的那位老师如今还健在。他名叫刘光表，现任汉寿县城关镇第三完全小学教师。时隔多年我才知道他在这里任教。我去看他，他不认得我了。我说：“刘老师！曹博官看你来了。”他问：“我与你非亲非故，你为何来看我呀？”我说：“我是您的学生。您不记得了？”也难怪他了，我在他手里读书时，刚满9岁，就像个芽秧秧，我再次见到他时，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芽秧秧已经长成大树了，变化太大，的确认不出了。人生经过几次大的变化，也就成老朽了。

我与刘老师分别是在1941年，也就是我读五年一期的时候，日本鬼子来了，丢下书本，跟着大人逃命去了。洞庭湖区，一马平川，由于国民党军不抵抗，日本鬼子长驱直入，见人就杀，见村子就烧。湖区的人都拼命往山里逃。益阳是山区，我们一家就逃难到了益阳。

1942年，日本鬼子退了一点，形势有所缓和，学校又开始复课。可见我们这个民族，无论经历多大的灾难，只要出现一丝转机，首先要做的就是教育。我和本家人曹天球一起，在益阳县护城乡中心学校读五年二期。上六年一期不久，可恶的日本鬼子又来了。学校散场，各自逃命。

我在益阳举目无亲，突然衣食无着，为了活命，我不得不靠讨米度日。护城中心学校的校长甘孝怀半路遇见我，他说：“你要是讨米讨到了我家里，你就说是我的学生，我家里人肯定会多给你一点米。”我一路乞讨，讨到了离益阳50里地的姑妈家里。姑妈家在大山之中，树木遮蔽，不易发现。我在姑妈家里躲了几个月。这期间与家里通不上音讯。我不知家里人是死是活，家里人也不知我是存是亡。那日子过得揪心，过得艰难，真正是度日如年。社会动荡，强盗入侵，最受苦的是老百姓。我问自己，为什么要打仗？你日本人生活在自己的家里不是很好吗？我们中国人又没有得罪你们日本人，无冤无仇，为什么跑到我们家门口来烧杀抢掠？我又问：南京政府能不能出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狠人，与日本鬼子狠狠地打一仗，把侵略者赶回他们自己家里去。可身边没有人能回答我的这些问题。我在姑妈家里躲日本佬的几个月时间里，天天挖防空洞。有一回，日本鬼子的麻飞机跟到俺赶，机关枪对到俺扫。每天都会听到喊：“日本佬的飞机来哒！”只要听到这声喊，男女老少都往防空洞里跑。等到飞机的声音消失了，大家才陆续从防空洞里钻出来。有时刚出防空洞，日本鬼子的飞机又飞回来了。人们又一窝蜂地往防空洞里钻。那种日子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人们拿日本佬的飞机没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在自己国家的上空横冲直撞，也不见上面派军队来打日本佬的飞机。保护自己安全的唯一办法，就是烧香点蜡敬菩萨，祈求惩罚日本鬼子，保佑老百姓安全。

有一天，日本鬼子的飞机飞得比平时密。我们几乎从早到晚躲在防空洞里不敢出来见天日。到了下午，天上没有飞机飞过了，我们正打算钻出防空洞，搞点吃的。我刚从防空洞里探出半个身子，突然被吓呆了。后面的大人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手指村口，讲不出半句话。我看见一队荷枪实弹的军人从村口开过，不是中国人，而是一色的蒙古佬，少数日本佬。见鸡抓鸡，见鸭捉鸭，赶得猫飞狗跳。我们都躲进防空洞里，不仅不敢出来，就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我现在想起躲日本鬼子的情景，浑身都起鸡皮疙瘩，那真的不是人过的日子。我有时梦里回到那种日子，吓得哭出声来。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创伤太大了，尤其给中国人心灵留下的创伤太深了。我这辈子没痛恨过别的什么人，只痛恨日本鬼子。我们世世代代都要记住这个仇，不忘这个恨，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无比强大，任何侵略者胆敢来犯，我们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把他坚决彻底地消灭掉。

日本鬼子走了以后，俺父亲便四处打探我的下落。他找到俺姑妈家里，接俺回安乡。途经益阳，我想起了先年在益阳躲日本佬时，我把一件童子军的衣服藏到益阳后面的一条哑河儿里，我想把它捞起来带回家去。衣服还是在原地，不过打捞起来，已经烂成了一砣渣，根本就穿不得哒。那时从益阳去安乡，没有一条好路走。父亲领着我，从泉交河走到王家坪，投奔俺大姑妈家里，歇了一夜。到益阳的邻居家里歇了一夜。再到纸料洲的饭铺里歇了一夜。我还撂了一条洗脸手巾在饭铺里。接下去，走到了酉港，又歇了一夜。好不容易才回到自己家里。满脚板都是血泡，用针穿个眼，把血水放出来，减轻疼痛。

我又接着读私塾，还是那个郭先生教的。要我读《古文观止》，不过我没有读好，那个老师太不负责任哒，横直不管账呀！他不晓得教书啦，他自己不要命的看书，看《红楼梦》，他还画像，给别人看病。他还多才多艺嘞！俺读书他横直不管，背得背不得，他不问津，他也不催你，也不逼你，一堂课讲完哒，他就不管哒。只管他个人的。看起来呀，教书光有学问还不行，还要负责任，还要有方法。他是朱家铺鸡公堤的人，一脸的红巴，麻子点点儿比别个的大些，好大好大一个的麻子点点儿，他跟别个写信都是写的诗，一天到晚写诗，读书。他名叫郭云甫。他教俺一年，俺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不多。

第二年，就是1945年哒，我又到维新乡中心校读六年级，进校都还是叫曹博官，毕业前夕，读王渤14岁写的文章《滕王阁序》，里头有一句“逸兴遄飞”，意思是指超逸豪放的意兴勃发飞扬。俺哥哥曹逸民，他就要我改名字，他以前叫曹桂生，因为是八月初三生的，桂花开时。这样，他就改名叫曹逸民，我就改名叫曹逸兴。他当时当伪保长。

我六年级毕业时就改了“曹逸兴”这个名字。一毕业，日本佬就投降哒，老百姓高兴得很。日本佬投降的时候，就在安乡县中初中四班读书。日本佬投降的时候几多有味道呦，一些伢儿得用棍得到日本佬屁股头撮，日本佬也老实哒。

我读初中就在安乡文庙里，读书的条件苦得很，夹的篾壁夹，盖的稻草，只听到屋上噼呀啪，噼呀啪地响，一起来看，哎哟，起火哒。俺和曹天球抢了自己的东西，又帮一个姓王的同学抢了东西，他好感谢呦，俺每回去，从他屋里过身，就留俺到他屋里吃饭。文庙烧哒，又搬到文心小学的校址上读书，读了一年，又起火，那年起了好多火呦。俺有一天早晨起来拿起脸盘洗脸去，看到起火，一些伢儿得就拿起脸盆泼呦，泼熄哒。过不了好久，又起火，学校就烧哒。

那时候安乡有个好县长，我听过他一次讲话。有一回，俺一些伢儿得碰到他，就喊“李县长万岁！”他就举起手喊：“人民万岁！”还有个植物老师，名叫袁祖植，个子高高的，好像他是赞成共产党的。那时候，我在学校里当过班长，主办墙报，学生会的消费合作社主任，当过特务。全校有10个特务。教导主任把俺召集到野外坟山坪里开会，一个一只小本本，一只钢笔，对俺说：“你们跟我把一些学生伢儿的坏话，坏行为记下来。”

那时候又搬家，搬到龟山坪去哒，那房子还修得蛮好。就一直读到初中毕业，我保持全校第一名，保送到省立第五师范学校读书。我没有去，都讲的师范只那样很，难得有出息。我不爱教书，就跑到临澧县考省立第十四高中，考了前七名。考起哒，高高兴兴地跑起回来，可涨大水，溃垸哒，家里被淹，真真正正一贫如洗。这是1948年，我就没有去读书，就到屋里车水，搞一些事。车了两个月渍水以后，就跑到厂窑黑州上读书去哒，没有读好久久儿，只读得两个月就没有读哒，也没有读出名堂来，那时候懒得很。

1949年又是大水，到屋里玩一餐，搞一餐，车水，拉犁，晒谷，到柴山里看牛。我到屋里搞生产比曹天球还勤快点。我又没得耶娘，耶到城里，他又不管我。他们讲我是吃的伴蒸饭，要勤快点，是叔叔管的俺。这就到了1949年全国解放，俺就找出路，就想教书去，一些人就劝我，讲的民国十六年如何如何的。我讲那又怕么得咧！教书又不是搞别么得。俺那里是七保，俺哥哥是八保，我就找乡长开了介绍信，到区里，区长朱堂正给老师们开会，要回来教书。朱堂穿件便白褂儿，好长，领子又高，领口漆黑的，挎条驳壳枪给老师们作报告。他当区长，他好恶呦，俺那隔壁的李民德跟他打得要死，硬打断了一条竹扁担。怎么的呢？李民德是中农，朱堂要借他的一条蓬拱得船上交粮谷。李民得不依他的，哎呀，他把他打落一到死的。打断一条竹扁担。当时朱堂给老师们作报告，我也就走进去听，把介绍信给彭泽雁的，我不晓得他是教导主任，还是校长，只晓得他屋里是大地主，爹爹当过县长，那一带只有他屋里最阔气。他屋里的一个好屋场，那杂种的高高的白杨树，硬栽的整整齐齐，隔老远一望，好看得很，只有他屋里有那个院场场儿。把原班子的教员都搞拢来，不过二三十个人，都教书去哒。教书的时候，只听到讲朱堂打人很得很。朱堂同俺哥哥好得很，他几多喜欢他。我在四分局小学教书，这是1949年的下学期。1950年，俺就在安康学区教书，梅合琴当学区校长，我同他教双堂，就是一个学校一个教室，几个年级的学生都坐在一起听课。俺哥哥就在修委会当常务委员，就是主任啰。朱堂时常到那里，他喜欢喝酒啊，要时同俺哥哥喝酒。还放了一个区中队，十几条枪，区中队一搞了鱼，就喊朱堂同俺哥哥喝酒。

1950年下半年，我就当全固乡的学区校长，管12个老师，哎呀，相互不团结。梅老师，而今退休哒，现在住在我这楼脚下的，她是个伪军官的老婆，耸起一些人讲我的坏话。我二十几岁的人，哪里经得起他们搞，我硬不搞哒。这样，1951年，安排我到旬安垸教书，学校里的校长是青光斗的儿，叫青智浩，冤不冤要斗他的爹爹，把他搞起回来哒。又差校长啦！又派人去做工作，又要我当校长。我没得办法，吃人情酒又搞上哒。这一期搞完，1951年的下半年，蔡伟又要我到厂窖完小，一期还没有搞满，就要我代理教导主任。厂窖完小还蛮大唦，二十多个老师。第二年就提我当副教导主任，没有搞好久，就要我搞教导主任。1952年的下学期，就提拔我当副校长，蔡伟当联校长兼校长。哎哟，那年修了好多房子呦，宿舍、教室、舞台，反正就是拆的大地主的房子，没有请木匠工，自己装板壁，自己做阶檐。

1953年的下学期就提拔我当联校长，蔡伟调到了酉港，六区发展到了200多个老师。我这才没有任课哒。肖静莲这时也调到了这里。

我搞联校长不到一年就出来哒，到瓦连院防汛抢险。有个梅其凡，是县文教科的，到西州院指挥防汛抢险时，打人，对人恶言恶语，溃了垸，他站在一截孤堤上，过不得河。当时有条小船从旁边经过，他喊船上的老人接他过河，老人说：“你还认得我呀！你平常好狠啦！”老人不接他，走了。梅其凡放声大哭。

我那一个多月没有洗过澡，吃的盐水饭，没得菜。也冷得很，到了七月间了都还穿的棉衣。每天夜里睡到草堆子里，没有上过床。有的民工晚上阴到跑回去哒，被抓到就是一餐黄篾片。打得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