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治盛衰（1 / 1）

第四节 齐治盛衰

萧齐诸主，猜忌杀戮，固略与刘宋相同，而其政事之得失，亦复相类。齐高帝性极节俭。当其辅政时，即罢御府，省尚方诸饰玩。升明二年，又上表禁民间华伪，凡十七条。即位后，诏二宫诸王，悉不得营立邑邸，封略山湖。停大官池籞之税。《陈显达传》云：上即位，御膳不宰牲。显达上熊烝一盘，上即以充饭。《本纪》言：帝身不御精细之物。敕中书舍人桓景真曰：“主衣中似有玉介导。此制始自大明末后泰始尤增其丽，留此置主衣，政是兴长疾源，可即时打碎。凡复有可异物，皆宜随例也。”后宫器物、阑槛以铜为饰者，皆改用铁。内殿施黄纱帐。宫人着紫皮履。华盖除金华瓜，用铁回钉。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欲以身率天下，移风易俗云。庶几媲美宋武帝矣。然及武帝，即稍陵夷。武帝永明元年，诏还郡县丞、尉田秩。又诏莅民之职，一以小满为限。（《南史·恩幸传》云：晋、宋旧制，宰人之官，以六年为限。近世以六年过久，又以三周为期，谓之小满。而迁换去来，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五年，诏“远邦尝市杂物，非土俗所产者，皆悉停之。必是岁赋攸宜，都邑所乏，可见直和市，勿使逋刻。”此皆不得谓非善政。然帝性实猜忌、刻薄。故史虽称其为治总大体，以富国为先，然又云：颇不喜游宴雕绮之事，言尝恨之，未能遽绝。《南史·豫章王嶷传》言：帝奢侈，后宫万余人，嶷后房亦千余人，则《本纪》之言，已为婉约矣。而帝之失德，尤在拒谏。《嶷传》又言：颍川荀丕，献书于嶷，极言其失。嶷咨嗟良久，为书答之，为之减遣。而丕后为荆州西曹书佐，上书极谏，其言甚直，竟于州狱赐死。《齐书·竟陵王子良传》言：帝好射雉，左卫殿中将军邯郸超上书谏，帝虽为止，久之，超竟被诛。此则绝似宋孝武矣。其施政亦近严酷。永明三年，冬，富阳人唐寓之，以连年检籍，百姓怨望，聚党连陷桐庐、富阳、钱塘、盐官、诸暨、余杭。（富阳，秦富春县，晋改曰富阳，今浙江富阳县。桐庐，吴县，在今浙江桐庐县西。钱塘，见第四章第三节。盐官，吴县，今浙江海宁县。诸暨，秦县，今浙江诸暨县。余杭，见第四章第三节。）明年，遂僭号于钱塘。帝遣禁兵数千人平之。台军乘胜，百姓颇被掠夺。上闻之，收军主陈天福弃市，刘明彻免官、削爵，付东冶。天福，上宠将也，既伏诛，内外莫不震肃。（《齐书·沈文季传》。）此诚可谓能整饬纲纪。然豫章王嶷因此陈检籍之非，上答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乱，以为是不？蚊蚁何足为忧？已为义勇所破，官军昨至，今都应散灭。吾正恨其不辨大耳，亦何时无亡命邪？”又曰：“宋明初九州同反。鼠辈但作，看萧公雷汝头。”（亦见《沈文季传》。）此则殊非仁者之言也。

明帝亦颇节俭。在位时，尝罢世祖所起新林苑，以地还百姓。（建武元年十一月。）废文惠大子所起东田，斥卖之。（建武二年十月。）断远近上礼。（建武元年十月。又诏：“自今雕文篆刻，岁时光新，可悉停省。蕃、牧、守、宰，或有荐献，事非任土，严加禁断。”十一月，诏曰：“邑宰禄薄俸微，不足代耕，虽任土恒贡，亦为劳费，自今悉断。”是月，立皇大子，又诏“东宫肇建，远近或有庆礼，可悉断之。”二年，十月，纳皇大子妃褚氏，亦断四方上礼。）细作、中署、材官、车府诸工，悉开番假，递令休息。（建武元年十一月。）申明守宰六周之制。（建武三年正月。）诏所在结课屋宅田桑，详减旧价。（建武四年十一月。）《本纪》言：帝于永明中舆、辇、舟乘，悉剔取金银还主衣库。世祖掖庭中宫殿、服御，一无所改。《皇后传》言：大祖创命，宫禁贬约。毁宋明之紫极，革前代之逾奢。衣不文绣，色无红采。永巷贫空，有同素室。世祖嗣位，运藉休平。寿昌前兴，凤华晚构，香柏文柽，画梁绣柱。雕金镂宝，颇用房帷。赵瑟吴趋，承闲奏曲。岁费旁恩，足使充牣。事由私蓄，无损国储。高宗仗素矫情，外行俭陋，内奉宫禁，曾莫云改。《萧颖胄传》云：上慕俭约，欲铸坏大官元日上寿银酒枪。尚书令王晏等咸称盛德。颖胄曰：“朝廷盛礼，莫过三元，此一器既是旧物，不足为侈。”帝不悦。后豫曲宴，银器满席。颖胄曰：“陛下前欲坏酒枪，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有惭色。此等颇近深文。《南史·本纪》言：帝用皂荚讫，授余滦与左右，曰：“此犹堪明日用。”大官进御食有裹蒸，帝十字画之，曰：“可四片破之，余充晚食。”此虽高帝，何以尚之？要之帝之俭德，实在武帝之上，更无论宋孝武、明帝也。帝亦有吏才。《本纪》云：持法无所借。制御亲幸，臣下肃清。《良政传》云：“永明继运，垂心治术，仗威善断，犹多漏网。明帝自在布衣，晓达吏事。君临亿兆，专务刀笔，未尝枉法申恩守宰以之肃震。”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当时之人民，必有实受其益者矣。《传》又云：“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及建武之兴，虏难猋急，征役连岁，不遑启居，军国糜耗，从此衰矣。”此则时会为之，不能归咎于人事也。惟帝之迷信，亦与宋明帝同。史言其每出行幸，先占利害。南出则唱云西行，东游则唱云北幸。简于出入，竟不南郊。初有疾，无辍听览，秘而不传。及寝疾甚久，敕台省府署文簿求白鱼以为治，外始知之。自衣绛衣，服饰皆赤，以为厌胜。巫觋云：后湖水头径过宫内，致帝有疾。（后湖，玄武湖。）帝乃自至大官行水沟。左右启：大官无此水则不立。帝决意塞之，欲南引淮流，（秦淮。）会崩，事寝。此则亦由顾虑祸福大甚，有以致之也。

齐世政事，亦皆在佞幸手中。《幸臣传》云：“中书之职，旧掌机务。汉元以令、仆用事，魏明以监令专权。及在中朝，犹为重寄。晋令舍人，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制诰。其后郎还为侍郎，而舍人亦称通事。宋文世，秋当、周纠，并出寒门。孝武以来，士庶杂选。及明帝世，胡母颢、阮佃夫之徒，专为佞幸矣。齐初亦用久劳，及以亲信关谳表启，发署诏敕。颇涉辞翰者，亦为诏文。侍郎之局，复见侵矣。建武世，诏命殆不关中书，专出舍人。省内舍人四人，所置四省。其下有主书令史，旧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数无员，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万机严秘，有如尚书。外司领武官，有制局监，领器仗、兵役，亦用寒人被恩幸者。”其“尚书八坐、五曹，各有恒任。系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职。咸皆冠冕缙绅，任疏人贵。伏奏之务既寝，趋走之劳亦息”矣。《幸臣传》所列者，为纪僧真、刘系宗、茹法亮、吕文显、吕文度五人。僧真、系宗，并高帝旧人，与于禅代之事。法亮，武帝江州典签。文显亦逮事高帝。文度则武帝镇盆城时知军队杂役者也。僧真、系宗，高帝世已为中书舍人，法亮、文显，则武帝时为舍人，其任遇并历明帝世无替。文度则武帝时为制局监云。《幸臣传》言：吕文显与茹法亮等，迭出入为舍人，并见亲幸。四方饷遗，岁各数百万。并造大宅，聚山开池。（《南史·法亮传》云：广开宅宇。杉斋光丽，与延昌殿相埒。延昌殿、武帝中斋也。宅后为鱼池、钓台，土山、楼馆。长廊将一里。竹林、花、药之美，公家苑囿，所不能及。郁林即位，除步兵校尉。时有綦毋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论荐，事无不允。内外要职及郡丞、尉，皆论价而后施行。货贿交至，旬月之间，累至千金。帝给珍之宅，宅边又有空宅，从取、并取，辄令材官营作，不关诏旨。）《赞》又言其“贿赂日积，苞苴岁通，富拟公侯，威行州郡。”（《南史·吕文显传》云：时中书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谓之四户。既总重权，势倾天下。四方守宰饷遗，一年咸数百万。舍人茹法亮，于众中语人曰：“何须觅外禄？此一户内，年办百万。”盖约言之也。其后玄象失度，史官奏宜修祈禳之礼。王俭闻之，谓上曰：“天文乖忤，此祸由四户。”仍奏文显等专擅愆和，极言其事。上虽纳之，而不能改也。案《齐书·佞幸传》云：永明中，敕亲近不得辄有申荐，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上性尊严。吕文显尝在殿侧欬声高，上使茹法亮训诘之，以为不敬。故左右畏威承意，非所隶，莫敢有言也。虎贲中郎将潘敞，掌监功作，上使造禅灵寺，新成，车驾临视，甚悦。敞喜，要吕文显私登寺南门楼。上知之，系敞尚方，而出文显为南谯郡守，久之乃复。不能总揽事权，徒恃是等小数，诚无益耳。）“制局小司，专典兵力。领护所摄，示总成规。若征兵动众，大兴民役，行留之仪，请托在手。断割牢廪，卖弄文符。害政伤民，于此为蠹”云。案江左士大夫，大抵优哉游哉，不亲细务，欲求政事之修举，诚不能不任寒人；而此曹综核之才，亦容有过人者。明帝言：“学士不堪治国，惟大读书耳，一刘系宗足持如此辈五百人，”其言自非无因。然此辈徒能釐务，不识远猷；持守文法或有余，开拓心胸则不足，欲与之大有为则难矣。齐初所尊者褚渊，所任者王俭，皆赞成禅让，以取富贵之徒，不徒不逮刘穆之，尚远在宋文帝所任诸臣之下也。此其为治之规模，所以尚不若宋氏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