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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交通

《廿二史考异》云：“古之贵者，不乘牛车，后稍见贵，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按古制：乘车、兵车、田车，皆曲辕驾驷马，惟平地任载之车驾牛，乃有两辕，《考工记》所谓大车之辕挚，其登又难者也。牛车本庶人所乘。《史记·平准书》：汉兴，接秦之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则汉初贵者已乘之矣。晋时，御衣车、御书车、御轺车、御药车、画轮车皆驾牛，则并施于卤簿。《隋书·阎毗传》言：属车八十一乘，以牛驾车，不足以益文物，是自晋至隋，属车皆驾牛也。《石崇传》：崇与王恺出游，争入洛城，崇牛迅若飞禽，恺绝不能及。《王衍传》：衍引王导共载，在车中，揽镜自照，谓导曰：尔看吾，目光在牛背上矣。《王导传》：导营别馆以处众妾，妻曹氏将往焉，导恐妾被辱，遽命驾，犹恐迟之，以所执麈尾驱牛而进。《世说》：刘尹临终，外请杀车中牛祭神，答曰：某之祷久矣。《南史·刘瑀传》：与何偃同从郊祀，偃乘车在前，瑀蹋马及之，谓偃曰：君辔何疾？偃曰：牛骏御精，所以疾耳。《徐湛之传》：与弟淳之共车行，牛奔车坏。《朱修之传》：至建业，奔牛坠车折脚。《刘德愿传》：善御车。尝立两柱，使其中劣通车轴，乃于百余步上，振辔长驱，来至数尺，打牛奔从柱前直过。《梁本纪》：尝乘折角小牛车。《萧琛传》：郡有项羽庙，前后二千石皆于听拜祠，以軶下牛充祭。《北史·高允传》：特赐允蜀牛一头，四望蜀车一乘。《彭城王勰传》：登车入东掖门，度一小桥，牛伤，人挽而入。《北海王详传》：宣武之亲政，详与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并召入，共乘犊车。《常景传》：齐神武以景清贫，特给车牛四乘，妻孥方得达邺。《元仲景传》：兼御史中尉，每向台，恒驾赤牛，时人号赤牛中尉。《尒朱世隆传》：今旦为令王藉车牛一乘，车入到省西门，王嫌牛小，系于阙下槐树，更将一青牛驾车。《毕义云传》：高元海遣犊车迎义云入北宫。《琅邪王俨传》：魏氏旧制，中丞出，千步清道，王公皆遥住车，去牛，顿軶于地，以待中丞过。其或迟违，则赤棒棒之。《和士开传》：遣韩宝业以犊车迎士开入内。《牛宏传》：弟弼，常醉射杀宏驾车牛。《艺术传》：天兴五年，牛大疫，舆驾所乘巨犗数百头，同日毙于路侧。此自晋至隋，王公、士大夫竞乘牛车之证也。”案晋、南北朝之世，牛车盛行之事，出于钱氏所征引之外者尚多。《齐书·武陵王晔传》，言冬节问讯，诸王皆出，晔独后来。上已还便殿，（世祖。）闻晔至，引见问之。晔称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车府给副御牛一头。是天子常驾牛也。《褚渊传》：渊死后，其弟澄赎渊常所乘黄牛。《谢超宗传》：仆射王俭，尝牛惊跣下车，超宗抚掌笑戏曰：堕车仆射。（详见第三节。）是三公、尚书皆驾牛也。《宋书·江湛传》：家甚贫约，牛饿，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与饮。”《颜延之传》言：延之子竣贵重，权倾一时，凡所资供，一无所受，常乘羸牛笨车。《梁书·明山宾传》：家中常乏用，货所乘牛。《陈书·徐陵传》：大建中，食建昌邑。邑户送米至于水次，陵亲戚有贫匮者，皆令取之。数日便尽。陵家寻致乏绝，府僚怪问其故，陵云：“我有车牛、衣裳可卖，余家有可卖不？”《魏书·胡叟传》言：叟每至贵胜之门，恒乘一悖牛。是士大夫之清贫者皆驾牛。然《南史·陈显达传》言：家既豪富，诸子与王敬则诸儿，并精车牛，丽服饰。当世快牛，称陈世子青，王三郎乌，吕文显折角，江瞿昙白鼻。《宋书·五行志》言：元嘉三年，徐羡之大儿乔之行欲入广莫门，牛径将入廷尉寺，明日被收。合石崇、王恺争迅之事观之，是纨袴之子，豪富之徒，亦所精者在牛而不在马也。《宋书·宗悫传》言：悫有佳牛，堪进御，官买不肯卖，坐免官。《魏书·酷吏传》：张赦提为幽州刺史，颇纵妻段氏，多有受纳。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采访牧守政绩，验案其罪。其妻，姑为大尉东阳王丕妻，诣丕申诉求助。陈列真香：昔因假过幽州，知赦提有好牛，从索不果，挟前事威逼部下，证成诬罪。说虽未知信否，然佳牛为贪求者所垂涎，则当时必有其事矣。《南史·王筠传》云：筠性俭啬，所乘牛常饲以青草，则当时贵富之家，饲牛必有不止于草者，恐率兽食人之事，亦在所难免矣。其时惟有关体制之事，尚贵马而贱他畜，以不用马为辱，如晋海西公、魏孝静帝见废，皆乘犊车而去；驾若弼令蔡征为陈叔宝作降笺，命乘骡车归己皆是。（《魏书·王肃传》：肃兄子衍，为尒朱仲远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也，令骑牛从军，久乃见释。亦同。）其余殆无不乘牛者。《晋书·纪瞻传》言：召拜尚书郎，与顾荣同赴洛。至徐州，闻乱日甚，将不行。会刺史裴盾得东海王越书：“若荣等顾望，以军礼发遣。”乃与荣及陆玩等各解船，弃车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还扬州。《魏书·崔玄伯传》：大祖还京师，次于恒岭，亲登山顶，抚慰新民，适遇玄伯扶老母登岭，大祖嘉之，赐以牛、米。因诏诸徙人不能自进者，给以车牛。（见第十七章第四节。）《外戚传》言：高宗保大后之母宋氏，就食和龙，无车牛，疲不能进。是取长途者皆以牛也。《序纪》言：桓帝魁岸，马不能胜，常乘安车，驾大牛。《北齐书·神武纪》言：神武与同志图杜洛周，不果而逃。为其骑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于牛上抱负。文襄屡落牛。神武弯弓，将射之以决去。后呼段荣求救。赖荣遽下取之以免。《北史·蠕蠕传》：道武谓崔宏：“蠕蠕之人，昔来号为顽嚚，每来钞掠，驾牛奔遁，驱犍牛随之，牛伏不能前，异部人教以犍牛易之，终于不易，遂为敌所虏。”（详见第八章第三节。）是虽代北多马，亦皆藉牛以为用矣。职是故，当时征发，亦遂多及于牛。《晋书·食货志》：杜预上疏言：“今典农右典牧种产牛，有四万五千余头，可分三万五千头，以付兖、豫二州将吏、士庶，使及春耕。谷登之后，得运水次成谷七百万斛。其所留好种万头，可并佃牧地，岁当复入数千万斛谷，牛又皆当调习，动可驾用。”《石季龙载记》：季龙发百姓牛二万余头配朔州牧官。又制征士五人，车一乘，牛二头，米各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以斩论。《宋书·殷琰传》：杜叔宝发车千五百乘载米饷刘顺，吕安国等抄之，烧米车，驱牛二千余头而还。魏道武天兴五年伐姚平，实以牛疫而还。（见上引《北史·艺术传》。）《世祖纪》：始光二年五月，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古弼传》：车驾畋于山北，大获麋鹿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世祖寻谓从者曰：“萧公必不与我，汝辈不如马运之速。”遂还。行百余里而弼表至，曰：“今秋谷县黄，麻菽布野。猪鹿窃食，鸟雁侵费。风波所耗，朝夕参倍。乞赐矜缓，使得收载。”《吕洛拔传》：张永遣将王茂向武原援其运车，尉元遣洛拔击之，夺车二百余乘，牛二百五十头。《食货志》：大和十一年，牛疫，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挽、耕载。《北齐书·神武帝纪》：韩陵之战，连牛、驴以塞归道，于是将士皆有死志。《隋书·卢恺传》：周武帝在云阳宫，敕诸屯简老牛，欲以享士，恺进谏，帝美其言而止。赵修葬父，石兽、石柱，皆发民车牛，传致本县，见第十二章第一节。北齐后主起大宝林寺，运石填泉，人牛死者，不可胜纪，见第十四章第四节。时殿内及园中须石，亦差车牛从漳河运载，见本章第四节。盖战阵及平时，无不恃牛运转者，牛之为交通所资，此时实非他时之比也。

然北方畜马，究较南方为多，故以马为赏赐者，屡见于列传。若南方则几无其事矣。宋孝武帝幸南山，乘马至殷氏墓，（见第九章第三节。）此盖以山行故尔。颜延之好骑马，敖游里巷，则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齐豫章王嶷临终，召子子廉、子恪，命将所乘牛马送二宫及司徒。萧景先遗言：私马有二十余匹，牛数头，可简好者十匹，牛二头上台。马五匹、牛一头奉东宫。大司马、司徒，各奉二匹。骠骑、镇军，各奉一匹。则以豫章贵宠，景先久豫军旅，故有马也。《晋书·陈頵传》：父?立宅起门，頵曰：“当使容马车。”?笑而从之。后頵仕为郡督邮，大守刘享拔为主簿，州辟部从事，果乘马车还家。此尚为体制起见。其乘马之事见于史者：元谧与妃乘赤马犯卤簿，为御史所弹。王慧龙孙琼，道逢大保广平王怀，据鞍抗礼，自言马瘦。尝诣尚书令李崇，骑马至其黄。慕容恃德有疾，谓其子：持上马与卢潜，（见《北史·卢玄传》。）卢辩单马从魏孝武入关。卢勇有马五百匹，遗启尽献之。（《北史·卢同传》。）祖珽所乘老马，常称骝驹。卢光为京兆。郡舍数有妖怪，前后郡守，无敢居者，光入居之。未几，光所乘马，忽升听事，登床，南首而立，光不以介怀。（《周书·儒林传》。）达奚武居重位，不持威仪，行常单马，左右止一人而已。皆北人乘马之事。《魏书·杨机传》言：机家贫无马，常乘小犊车。《北史·常爽传》言：天平初，迁邺，收百官马，尚书丞、郎已下非陪从者，尽乘驴。足见北方士大夫以乘马为常也。是时南方颇奖劝畜马，北方则每有竭泽而渔之事。周朗病当时用兵，令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见第八章第七节。）谓宜募天下使养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为吏，自此以进，阶赏有差。边亭徼驿，一无发动。此即古马复令之意。孝武帝孝建三年五月，制荆、徐、兖、豫、雍、青、冀七州统内，家有马一匹者，蠲复一丁，可谓行朗之议者。若北方，则石季龙志在穷兵，以其国内少马，乃禁畜马，匿者要斩。收百姓马四万余匹，以入于公。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禁河南畜牝马。延昌元年，乃通其禁。尒朱兆遣孙白鹞至冀州，托言普征民马，欲待高乾兄弟送马，因收之。（《北齐书·乾传》。）齐后主时，敕送突厥马数千匹于扬州，令土豪贵买，钱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闲马。（见第二十章第一节。）其于征发、括藉，盖习以为常矣。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细马，合数万匹，在五台山北柏谷中避贼。贼退后，敕白建就彼检校。续使人诣建间，领马送定州，付民养饲。建以马久不得食，瘦弱，远送恐多死损，遂违敕，以便宜从事。随近散付军人。则其牧养之事，亦不免劳扰军民也。孳殖之不蕃，不亦宜哉。是时牧业，似以西北为盛，故魏之牧地在河西。（见第二十章第一节。）吕光之入西域，以骏马万余匹还。《姚兴载记》：秃发傉檀献兴马三千匹，羊三万头。兴以为忠于己，乃署傉檀为凉州刺史，征王尚还。凉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诣兴请留。兴弗许。威流涕曰：“苟以马供国用，直烦尚书一符，三千余家，户输一匹，朝下夕办，何故以一方委此奸胡？”此虽非由衷之言，然可见凉州畜马之盛。《北齐书·慕容俨传》：俨蒙赐胡马一匹。《杜弼传》：萧明等入寇，高岳、慕容绍宗讨之。诏弼为军司，摄台左右。临发，世宗赐胡马一匹，语弼曰：“此属中第二马，孤恒自乘骑，今方远别，聊以为赠。”此胡马皆西域所产，非来自北方，以其时之人，习称西域人为胡也。

《齐书·魏虏传》言：虏驾部知牛、马、驴、骡。钟离之捷，收其牛、马、驴、骡，不可胜计。（见第十一章第四节。）《魏书·景穆十二王传》：元诞除齐州刺史，在州贪暴，大为人患，牛、马、骡、驴，无不逼夺。《北齐书·文宣帝纪》，言其时乘馲驼、牛、驴，不施鞍勒，盛暑隆冬，去衣驰骋。可见北方之畜，牛马而外，兼有驴、骡、槖驼。而驴似尤多。《魏书·萧宝夤传》，言其北奔时遁匿山涧，赁驴乘之。《北齐书·杨愔传》，言愔聪记强识，半面不忘。有选人鲁漫汉，自言猥贱，独不见识。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骑秃尾草驴，经见我不下，以方麹鄣面，我何不识卿？”漫汉惊服。《儒林·权会传》言：会初任助教之日，恒乘驴上下。《彭城王浟传》言：浟出为沧州刺史，为政严察，部内肃然。有一人从幽州来，驴驮鹿脯。至沧州，脚痛行迟，偶会一人为伴，遂盗驴及脯去。明旦告州。浟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价。其主见脯识之，推获盗者。可见官民无不乘驴。元嘉二十七年之役，柳元景督义租，并上驴、马，以为粮运之计。魏世祖将北征，发民驴以运粮，使公孙轨部诣雍州。轨令驴主皆加绢一匹，乃与受之，坐征还。其伐蠕蠕，诏司马楚之等督运以继大军。时镇北将军封沓亡入蠕蠕，说令击楚之等。蠕蠕乃遣奸觇入楚之军，截驴耳而去。诸将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觇贼截之以为验耳，贼将至矣。”即使军伐柳为城，水灌之令冻。城立而贼至。冰峻城固，不可攻逼，贼乃走散。吕苟儿、陈瞻等反，杨椿为别将讨之。贼入陇，守蹊自固。椿缓师不进。贼出掠，乃以军中驴、马饵之，不加讨逐。如是多日，阴简精卒，衔枚夜袭斩瞻。李弼之叛侯莫陈悦，勒其兵上驴、驼。（见第十二章第九节。）齐文宣之篡，宇文泰东伐，出长安，以诸军马、驴多死，引还。周武帝欲伐突厥，发关中公私驴、马悉从军。（《本纪》宣政元年。）则驴之于转输，亦亚于牛而不下于马也。侯莫陈悦之败，独乘一骡。（亦见第十二章第九节。）齐人使宇文护之母作书报护，述其叔遣奴迎护，护与盛洛乘骡同去。眭夸，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少与崔浩为莫逆之交。浩为司徒，奏征为其中郎。辞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与浩相见。浩虑夸即还，时乘一骡，更无兼骑，浩乃以夸骡内之厩中。夸遂托乡人输租者，谬为御车，乃得出关。骡之于服乘，盖又驴之亚也。橐驼惟沙碛之地用之，故吕光自西域还，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在中国，当较驴、骡为少也。《宋书·礼志》：“《晋令》曰：乘传出使，遭丧以上，即自表闻，听得白服乘骡车到，副使摄事。徐广《车服注》：传闻骡车者，犊车装而马车辕也。”盖时以驴为小人所乘，（见《秦汉史》第十七章第六节。）故定制不得乘马车者，则使乘骡车耳。贺若弼欲使陈叔宝乘骡车归己，亦此意也。

各种车制，见于历代舆服等志者，多备仪制，罕关实用。其最可贵者，为指南车及记里车。《宋书·礼志》云：“指南车，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远使。地域平漫，迷于东西，造立此车，使常知南北。《鬼谷子》云：郑人取玉，必载司南，为其不惑也。至于秦、汉，其制无闻。后汉张衡，始复创造。汉末丧乱，其器不存。魏高堂隆、秦朗，皆博闻之士，争论于朝，云无指南车，记者虚说。明帝青龙中，令博士马钧更造之而车成。晋乱复亡。石虎使解飞，姚兴使令狐生又造焉。安帝义熙十三年，宋武帝平长安，始得此车。其制如鼓车，设木人于车上，手指南。车虽回转，所指不移。大驾卤簿，最先启行。此车戎狄所制，机数不精。虽曰指南，多不审正。回曲步骤，犹须人功正之。范阳人祖冲之有巧思，常谓宜更构造。宋顺帝升明末，齐王为相，命造之焉。车成，使抚军丹阳尹王僧虔、御史中丞刘休试之。其制甚精。百屈千回，未尝移变。（参看第二十章第二节。）晋代又有指南舟。索虏拓跋焘使工人郭善明造指南车，弥年不就。扶风人马岳又造。垂成，善明鸩杀之。”又云：“记里车，未详所由来。亦高祖定三秦所获。制如指南。其上有鼓。车行一里，木人辄击一搥。大驾卤簿，以次指南。”案指南之用，海尤亟于陆。近世西人，藉此以遍航世界。吾国当晋世已能用之于舟，为时不为不早。又测量旧法，共有三端：陆以人行、车行，水以舟行迟速为准。三法之中，车之所量，最为精审。记里车若能广用，亦可知通行道里精确之数。惜乎二者皆仅用之卤簿也。车之最速者为追锋车。《宋志》云：“如轺车而驾马。”晋宣帝平辽东还，次白屋，有诏召之。三日之间，诏书五至。乃乘追锋车，昼夜兼行。四百余里，一宿而至焉。石季龙造猎车、格兽车，已见第五章第二节。事虽侈虐，然其制之高大，亦足异也。民间挽载，多用小车，谓之鹿车。《北齐书·神武纪》：高乾死，其次弟慎在光州，弊衣推鹿车归渤海是也。《魏书·世宗纪》：永平二年六月，诏曰：“江海方同，车书宜一。诸州轨辙，南北不等。今可申敕四方，使远近无二。”此诏规模颇远大，然其不能行，则亦不待论矣。

辇之变即成肩舆。《宋志》云：“辈车，《周礼》王后五路之卑者也。后宫中从容所乘，非王车也。汉制乘舆御之，或使人挽，或驾果下马。汉成帝欲与班倢伃同辇是也。未知何代去其轮。”案《宋书·邓琬传》，谓琬取子勋所乘车除脚以为辇，可见辇之与车，其制仍极相近。既去其轮，则只得“以肩举之而行，故曰肩舆。亦曰平肩舆”。（《通鉴》晋怀帝永嘉元年，梁武帝天监四年《注》。）其舆施襻，则谓之襻舆。（《通鉴》梁武帝大清元年《注》。案襻舆，见第十三章第一节。）以八人举之，则谓之八舆。（《通鉴》齐东昏侯永元二年《注》。）《齐书·明七王传》：江夏王宝玄乘八舆，手执绛麾幡，随崔慧景至京师是也。桓玄欲造大辇，使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舆之，（《魏书·岛夷传》。）则八又不足言矣。其仍有轮而以人挽之者，谓之步辇，亦曰步挽车。魏尉元，大和三年，进爵淮阳王，以旧老见礼，听乘步挽杖于朝，后行养老之礼，以元为三老，游明根为五更，又各赐步挽一乘是也。其时乘肩舆者颇多。《晋书·王献之传》：献之尝经吴郡，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相识，乘平肩舆而入。《隐逸·陶潜传》：江州刺史王弘要之还州。问其所乘。答曰：“素有脚疾，向乘篮舆，亦足自反。”乃令一门生、二儿轝之至州。此皆士大夫之暮气，不复知以桀乘人车为耻矣。（见《秦汉史》第十七章第六节。）亦有以道险不可车行而乘篮舆者。《孝友传》：孙晷，吴国富春人。富春车道既少动径山川，父难于风波，每行乘篮舆，晷躬自扶侍是也。后世肩舆之盛行，大抵以此矣。又有用之军旅之际者。《晋书·列女传》：谢道韫，遭孙恩之难，举厝自若。既闻夫及诸子已为贼所害，方命婢肩舆，抽刃出门。乱兵稍至，手杀数人，乃被虏。《梁书·韦叡传》：叡素羸，每战未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厉众军。又萧渊藻为益州刺史，州民焦僧护作乱，渊藻乘平肩舆巡行贼垒。此则希有之事也。以人代马，盖取其可以即安，故梁武帝大同五年，贺琛奏南北二郊及籍田，往还并宜御辇，不复乘辂，盖以帝年高故也。诏从之。祀宗庙仍乘玉辇。其虽驾马而亦较安隐者，是为马轝。萧摩诃劝吴明彻帅步军乘马轝徐行，已见第十四章第九节。《晋书·刘曜载记》：曜攻仇池，疾笃，马轝而还。及被禽，创甚，石勒亦以马轝载之。《周书·崔猷传》：大军东征，大祖赐以马轝，命随军，与之筹议。皆用诸军旅之间者也。

[1] 交通：辇去轮成肩舆，亦曰平肩舆、八舆。有轮人挽者曰步辇，亦曰步挽辇。驾马较安者曰马辇。

士大夫拘于体制，多以徒行为耻。故《南史·颜协传》，谓其家虽贫素，而修饰边幅，非车马未尝出游。江泌见老翁步行，下车载之，躬自步去，（《齐书·孝义传》。）则史以为美谈矣。《齐书·王琨传》：大祖崩，琨闻国讳，牛不在宅，去台数里，遂步行入宫。朝士皆谓琨曰：“故宜待车，有损国望。”琨曰：“今日奔赴皆应尔。”此特于国讳之时行之而已。然贫贱者及恭俭者，亦或步行。《晋书·孝友传》：夏方，吴时拜仁义都尉，累迁五官中郎将，朝会未尝乘车，行必让路，此恭俭者也。《梁书·文学传》：周兴嗣，尝步自姑孰，投宿逆旅；王籍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择交游，此贫贱者也。

路惟驰道为坦平，然其劳民特甚。故宋孝武帝立驰道，前废帝即位亟罢之。乃未几而又复之，盖以其功已立，劳民事已在前故也。（《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五年九月，初立驰道，自阊阖门至于朱雀门，又自承明门至于玄武湖。《前废帝纪》：大明八年七月，罢南北二驰道。永光元年八月，复立南北二驰道。参看第九章第三节。）吕僧珍常以私车辇水洒御路，则虽御路，亦不过较为平坦，其尘沙飞扬，亦与他路无异。盖昔人不能善修路面也。路面不坚，故其路易坏。《宋书·张茂传》：陆子真为海陵大守，中书舍人秋当，为大祖所信委，家在海陵，假还葬父，桥路毁坏，不通丧车，县求发民修治，子真不许，彭城王义康闻而善之。不为权幸所胁而劳民善矣，然桥路固所宜修，任其毁坏，亦非政理也。开通道路之事为史所特载者，大抵非以行军，即以游幸。如慕容儁闻石氏乱，凿山除道，入自卢龙，克蓟城而都之。（《魏书》本传。）魏道武之伐燕，于栗磾开井陉路，袭慕容宝于中山。及道武将北还，又发卒治直道，自望都凿恒岭至代。（见第六章第八节。）后道武校猎河西，又诏张黎发定州七郡卒万二千通沙泉道。（《本纪》大延二年。）高宗和平二年三月，发并、肆州五千人治河西猎道。高祖大和六年七月，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世宗正始四年九月，开斜谷旧道。（皆见《本纪》。）封子绘以晋州北界霍山，旧号千里径者，山阪高峻，大军往来，士马劳苦，启齐高祖，于旧径东谷，别开一路。皆其事。大抵虏之用民力，较中国为多，以其本无所爱于中国人也。至民间因交通而修路，或地方长官因便于人民往来而修路者，则史几无所见。记载固不能无遗漏，然其事必极少可知。民政之废弛极矣。

亭传之制，汉末乱后，废坠特甚。《晋书·贺循传》：江东草创，盗贼多有，元帝思所以防之，以问于循。循答曰：“沿江诸县，各有分界，分界之内，官长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恒使徼行。汉制十里一亭，当今纵不能尔，要宜筹量，使力足相周。”可见晋时亭候，远非汉世之比矣。《苻坚载记》：自长安至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此乃虚美之辞，当其时，度不过长安附近，或能修饰表面耳。《周书·韦孝宽传》：孝宽以废帝二年为雍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候经雨颓毁，每须修之。自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候处植槐树代之。既免修复，行旅又得芘荫。周文后见，怪问知之。曰：“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此等政令，亦必不能行也。《梁书·张齐传》：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当东道冲要，刺史经过，军府远涉，多所穷匮。齐缘路聚粮食，种蔬菜，行者皆取给焉。《陈书·徐陵传》：梁元帝承制江陵，陵通使于齐，累求复命，终拘留不遣。陵乃致书于仆射杨道彦曰：“本朝非隆平之时，游客岂皇华之势？轻装独宿，非劳聚之仪。微骑兼行，宁望轩之礼？归人将送，私具驴骡。缘道亭邮，惟希蔬菜。若曰留之无烦于执事，遣之有费于官司；或以颠沛为言；或云资装可惧；固非通论，皆是外篇。”然则行旅所须于缘道者，不过粮食、蔬菜，而公家则并此而不能供矣。斯时上官出行，郡县或有盛为供帐者，如《梁书·良吏·何远传》言：远为武康令，大守王彬巡属县，诸县盛供帐以待，远独设糗水而已是也。民间往来者，盖多要结伴侣，或互相依托而行。《梁书·孝行传》：荀匠，父法超，仕齐，中兴末为安复令，卒于官，匠奔丧，每宿江渚，商侣皆不忍闻其哭声，盖附商人以行也。《宋书·王僧达传》：元凶弑立，僧达自候道南奔。《通鉴注》云：“候道，伺候边上警急之道也。今缘路列置烽台者，即候道。”盖亦取其为候骑所常经，或有薪米可资耳。亭候既废，行旅之困苦如此，顾仍有以罢遣亭候为美谈者。《梁书·范云传》：云以齐明帝时，出为始兴内史。边带蛮俚，尤多盗贼。前内史皆以兵刃自卫。云入境，抚以恩德。罢亭候，商贾露宿。郡中称为神明。《南史·王淮之传》：淮之玄孙猛，徙晋陵大守。威惠兼举，奸盗屏迹。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汉之赵广汉。此又见设置亭候，亦有烦扰，或又徒有其名也。

驿道之当冲要者，供给或仍甚周备，此又不免于烦民。《周书·韦孝宽传》：孝宽代尉迟迥为相州总管，驰还，所经桥道，皆令毁撤，驿马悉拥以自随。又勒骑将曰：“蜀公将至，可多备肴酒及刍粟以待之。”迥果遣仪同梁子康将数百骑追孝宽。驿司供设丰厚，所经之处，皆辄停留，由是不及。此等肴酒及刍粟，果何自来邪？《梁书·鄱阳王恢传》：恢迁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陆路悉订私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马千匹，以付所订之家。资其骑乘，有用则以次发之。百姓赖焉。《北齐书·高季式传》：季式豪率好酒，又恃举家勋功，不拘检节。与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游款，在济州夜饮，忆元忠，开城门，令左右乘驿，持一壶酒往光州劝元忠。皆可见其扰累之甚。故宋前废帝省诸州台传，（《本纪》永光元年正月。）亦为便民之举也。大抵边方之地，仍恃驿传以通往来。故周静帝初，豫、荆、襄三总管内诸蛮反，有焚烧村、驿之举。《隋书·刑法志》载北齐律，盗及杀人而亡者，即悬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驿户，可见驿户之困矣。

讥察之政，多与税敛并为一谈。宋孝武帝大明八年，以东境去岁不稔，诏停道中杂税，并敕以仗自防者勿禁，（见第二节。）其一事也。《南史·循吏传》：郭祖深，普通七年，改南州津为南津校尉，以祖深为之。由来王侯势家，不忌宪纲，侠藏亡命。祖深搜检奸恶，不避强御，动致刑辟。此为讥察之司，克举其职者，然能如是者卒少，而多藉威权为扰累之资。甚至本以便民之举，亦变为厉民之政焉。《齐书·顾宪之传》：杜元懿请增牛埭税，宪之议曰：“寻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僦以纳税也。当以风涛迅险，人力不捷，屡致胶溺，济急利物耳。既公私是乐，所以输直无怨。京师航渡，即其例也。而后之监领者，不达其本，各务己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别道，或空税江行，或扑船倍价，或力周犹责。凡如此类，不经埭烦牛者，上详被报，格外十条，并蒙停寝，从来喧诉，始得暂弭。”然则牛埭初设，本所以利交通，收直原有定格，后乃变为婪索之资矣。《梁书·安成康王秀传》：秀出为江州刺史。时盛夏水汛长，津梁断绝。外司请依旧僦度，收其价直。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为患，可利之乎？”给船而已。外司之请，亦顾宪之所云京师航渡之类，其事盖亦易滋弊，故秀不之许也。过所之制，北方仍有之。《晋书·刘毅传》：毅辟司隶都官从事，将弹河南尹，司隶不许，投传而去。《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五月，诏军警给玺印传符，次给马印。大和七年三月，以冀、定二州民饥，弛关津之禁，任其去来。《前废帝纪》：普泰元年，诏有司不得复称伪梁，罢细作之条，无禁邻国往还。《神元平文诸子孙传》：高祖、文明大后引见公卿于皇信堂。大后曰：“今京师旱俭，欲听饥贫之人，出关逐食，如欲给过所，恐稽延时日，不救灾窘，若任其外出，复虑奸良难辨，卿等可议其所宜。”元丕议：“诸曹下大夫以上，人各将二吏，别掌给过所，州郡亦然，不过三日，给之便讫，有何难也？”高祖从之。四日而讫。皆其事之可考者也。

亭传既废，逆旅之业遂大盛。《晋书·潘岳传》：时以逆旅逐末废农，奸淫亡命，多所依凑，败乱法度，敕宜除之。十里一官，使老小、贫户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钱。岳议曰：“谨案逆旅久矣。其所由来，行者赖以顿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贸迁，各得其所。官无役赋，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无末费。《语》曰：许由辞帝尧之命，而舍于逆旅。《外传》曰：晋阳处父过宁，舍于逆旅。魏武皇帝亦以为宜，其诗曰：逆旅整设，以通贾商。然则自尧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惟商鞅尤之，固非圣世所言也。方今四海会同，九服纳贡。八方翼翼，公私满路。近畿辐凑，客舍亦稠。冬有温庐，夏有凉荫。刍秣成行，器用取给。疲牛必投，乘凉近进。发槅写鞍，皆有所憩。又诸劫盗，皆起于迥绝，止乎人众。十里萧条，则奸宄生心，连陌接馆，则寇情震慑。且闻声有救，已发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之所乏也。又行者贪路，告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昼热，又兼星夜。既限早闭，不及门，或避晚关，迸逐路隅，只是慢藏诲盗之原。苟以客舍多败法教，官守棘，独复何人？彼河桥、孟津，解券输钱，高第督察，数入校出，品郎两岸相检，犹惧或失之，故悬以禄利，许以功报。今贱吏疲人，独专税，管开闭之权，藉不校之势，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历代之旧俗，获行留之欢心，使客舍洒扫，以待征旅，择家而息，岂非众庶颙颙之望？”请曹列上，朝廷从之。岳之议，可谓深切著明矣，而至隋初，苏威仍以临道店舍，事业污杂，非敦本之义，奏高祖欲遣归农，（见《隋书·李谔传》。）何其见解之陈旧也。亭传既废，行旅盖惟客舍是资，其事随处可见。晋明帝因王敦将举兵内向，乘巴、滇骏马，微行至湖陵，熟察营垒而出。驰去，见逆旅卖食媪，以七宝鞭与之，曰：“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追者至，传玩，稽留遂久。桑虞尝行寄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为盗，虞默然无言，便解衣偿之。（《晋书·孝友传》。）梁武帝举兵，至姑熟，柳憕与兄恽及诸友朋于小郊候接。时道路犹梗，憕与诸人同憩逆旅食，俱去，行里余，憕曰：“宁我负人，不人负我。若复有追，堪憩此舍。”命左右烧逆旅舍，以绝后追。齐文宣追由吾道荣往晋阳，道荣恒野宿，不入逆旅。（《北史·艺术传》。）周兴嗣投宿逆旅，已见前。此并可见往来要道逆旅之遍布。《晋书·儒林传》：徐苗，曾祖华，尝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苗祖邵为魏尚书郎，华当系汉末人。又《刘卞传》：少为县小吏。功曹夜醉如厕，使卞执烛，不从。功曹衔之，以他事补亭子。有祖秀才者，于亭中与刺史笺，久不成。卞教之数言，卓荦有大致。秀才谓县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云何以为亭子？”令即召为门下史。卞亦晋初人也。《郑袤传》：子默，出为东郡大守，直岁荒人饥，默辄开仓振给，乃舍都亭，自表待罪。《魏书·甄琛传》：琛子侃，随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殴击主人，为有司所劾。则以地近京邑，亭传或较整饬耳。要之如两汉之世，行旅之多止亭传者，魏、晋以后，几不可复睹矣。史所载是时逆旅之主，亦有非以营利为事者。如《晋书·刘寔传》言：寔少贫窭，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营给。《隐逸·刘驎之传》言：驎之居于阳岐官道之侧，人物来往，莫不投之，驎之躬自供给，士君子颇以劳累，更惮过焉。《魏书·崔光传》：光弟敬友，精心佛道。自景明已降，频岁不登，饥寒请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于肃热山南大路之北，设食以供行者。此等或有要结之心，或以利济为念，皆与以是为业者绝殊。可见偏僻之区，逆旅尚多未立。然此即至今日，亦尚是如此也。

逆旅既为牟利者所设，当时人之见，自未可以舍贵宾。国家宾馆既不修，士大夫家又无复馆客之事，故使节往来，江南多以僧寺停客。（见《北史·李灵传》。）即贵人亦有寓居僧寺者。李翥、萧大圜事，已见第四节。《北史·自序》，载李师上从驾晋阳，亦与友好同以僧寺为寓也。

以运载为业者，是时无之，盖皆商贾所自营。《晋书·袁宏传》言：宏少孤贫，以运租自业，盖惟米谷滞重之物为然，抑其自以此为业，或受顾于人，而为之奔走，尚未可知也。寄信亦无专业，故多托人携带。《殷浩传》：父羡，为豫章大守，都下人士，因其致书者百余函。行次石头，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羡字。不为致书邮。”豫章、建业，一水可通，而托其致书者如是之众，可见当时通讯之不易矣。公家则仍恃驿传。《北齐书·神武帝纪》：自队主转为函使，尝乘驿过建兴，云雾昼晦，雷声随之，半日乃绝，函使盖乘驿以奉书函者也。贵人亦有自置驿使者。《高归彦传》：归彦拜冀州刺史，谋逆，诏段韶袭之，归彦旧于南境置私驿，闻军将逼，报之，便婴城自守是其事。《北史·斛律羡传》：羡虑祸，使人骑快骡迎至邺，无日不得音问，后二日，邺使不至，家人乞养忧之，亦私驿之类也。

交通以水路为便，自无疑义，而转漕尤甚。《魏书·刁雍传》：大延五年，雍为薄骨律镇将。七年，表曰：“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来往，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不过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滞陷。又谷在河西，转至沃野，越渡大河，计车五千乘，运十万斛，百余日乃得一返。大废生民耕垦之业。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一岁不过二运。五十万斛，乃经三年。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舫十人，计须千人。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功，拟于车运，十倍有余。不废牛力。又不废田。”诏曰：“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今别下统万镇，出兵以供运谷。卿镇可出百兵为船工。岂可专废千人，须遣船匠。”《食货志》云：自徐、扬内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乃令番戍之兵，营起屯田。又收内郡兵资，与民和籴，积为边备。有司又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自此费役微省。三门都将薛钦上言：“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年常绵绢及赀麻，皆折公物，顾车牛送京。道险人敝，费公损私。略计华州一车，官酬绢八匹三丈九尺，别有私民顾价布六十匹。河东一车，官酬绢五匹二丈，别有私民顾价布五十匹。自余州郡，虽未练多少，推之远近，应不减此。今求车取顾绢三匹，市材造船。不劳采斫。计船一艘举十三车，车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顾作手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足以成船，计一船剩绢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车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载，私民顾价，远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私费，一车布远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计举七百石，准其顾价，应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杂事，计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处，皆须锯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给当州郡门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调之处，去汾不过百里，华州去河不满六十，并令计程依旧酬价，车送船所。船之所运，惟达雷陂。其陆路从雷陂至仓库，调一车顾绢一匹，租一车布五匹，则于公私为便。”尚书崔休，以为“舟楫所通，远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请诸通水运之处，皆宜率同前式。纵复五百三百里，车运水次，校计利饶，犹为不少。其钦所列州郡，如请兴造，束路诸州，皆先通水运，今年租调，悉用舟楫。若船数有阙，且赁假充事。其先未通流，宜遣检行，闲月修治”。录尚书高阳王雍、尚书仆射李崇等奏曰：“运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车息耗，实相殊绝。钦之所列，关西而已。若域内同行，足为公私巨益。谨辄参量，备如前计。庶征召有减，劳止小康。若此请蒙遂，必须沟洫通流。即求开兴修筑。或先已开治，或古迹仍在，旧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闲月，令疏通咸讫。比春水之时，使运漕无滞。”诏从之，而未能尽行也。案开通全国水路，谈何容易？元雍、李崇之奏，言之大易，自然徒托空言。然观刁雍、薛钦之所较计，则水陆劳佚息耗之差，可谓相去甚远矣，此诚言漕运者所宜留意也。《李冲传》：高祖自邺还京，泛舟洪池，乃从容谓冲曰：“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开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成淹传》：高祖幸徐州，敕淹与闾龙驹等主舟楫。将泛泗入河，溯流还洛。军次稿磝，淹以黄河峻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高祖敕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峻，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然则高祖之迁都，意亦贪水漕之便也。

海道往来，当时亦颇通利。石季龙谋伐昌黎，欲自青州运兵粮，已见第五章第二节。桑虞，诸兄仕于石勒，咸登显位，惟虞耻臣非类，阴欲避地海东。后勒以为武城令，虞以密迩黄河，去海微近，将申前志，欣然就职。此自今山东泛海至辽东西之路也。《宋书·朱修之传》言：魏屡伐冯弘，或说弘遣修之归求救，遂遣之泛海，此自辽东西通建业之路也。其余海道交通，可参看第十六章第五节。

造船之技颇精。《晋书·王濬传》：武帝谋伐吴，诏濬修舟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卢循、徐道覆所以能肆扰，何无忌、刘毅所以败，宋武帝所以胜，实缘兵力厚薄之殊，而兵力厚薄之分，实决之于船舰之大小，已见第七章第五节。《南史·王僧辩传》：陆纳造大舰一，名曰三王舰。又造二舰：一曰青龙舰，一曰白虎舰。皆衣以牛皮，并高十五丈。《隋书·杨素传》：素欲平陈，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次曰黄龙，置兵六百人。合诸事观之，可见当时水战，大舰实为决胜之利器。然亦有小而轻捷者，《梁书·王僧辩传》言：侯子鉴等以鸼千艘载士，两边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来趣捷过风电是也。史惟载战陈之事，故但见兵舰制作之精，然以此推之，则民间运载之船，亦可想见矣。颜子推言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见上节。）则北方所用之船，不及南方之大。此自川流大小之殊，非关造船技有巧拙。石虎徙钟虡、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邺，钟一没于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系以竹，牛百头鹿栌引之乃出，造万斛舟以渡之，则北方所造之船，亦不小也。虎欲伐慕容氏，命青州造船千艘。（亦见第五章第二节。）魏世祖神三年，闻王师将北讨，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可见滨河、缘海之地，造船之业靡不盛矣。《梁书·安成王秀传》：秀出为江州刺史。主者将求坚船，以为斋舫。秀曰：“吾岂爱财而不爱士？”乃教所由：以牢者给参佐，下者载斋物。既而遭风，斋舫遂破。似当时江行，船多窳败者。盖官所用船，或役民为之，技既不精，又出逼迫，故有此弊，（观上引刁雍之言可见。《晋书·艺术传》：樊长宾为建昌令，发百姓作官船于建城山中。）而非其时造船之技，止于如此也。

造桥之功，河、渭为大。《晋书·武帝纪》：泰始十年，立河桥于富平津。《杜预传》：预以孟津渡险，有覆没之患，请建河桥于富平津。议者以为殷、周所都，历圣贤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预曰：“造舟为梁，则河桥之谓也。”及桥成，帝从百寮宴会，举觞属预曰：“非君，此桥不立也。”《魏书·于栗磾传》：大宗南幸孟津，谓栗磾曰：“河可桥乎？”栗磾曰：“杜预造桥，遗事可想。”乃编次大船，构桥于冶阪。六军既济，大宗深叹美之。又《崔亮传》：除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浅不通船，行人艰阻。亮谓僚佐曰：“昔杜预乃造河桥，况此有异长河？且魏、晋之日，亦自有桥。吾今决欲营之。”或曰“水浅不可为浮桥，泛长无恒，又不可施柱，恐难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阳，横桥渡渭，以象阁道，此即以柱为桥。今惟虑长柱不可得耳。”会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长木数百根。藉此为用，桥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犹号崔公桥。此等皆大工程，非官力不克举，故获见于史。此外小小津梁，为人民所自营者，则其事不可尽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