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7章 垂拱而治（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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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昺原本指望应节严为保住帝师的位置会提出反对意见，却没想到其称陛下以冲龄即位柄政，感于身负幼主教育之重则大任，早就想上疏请开经筵。这意思很明白了，就是其十分同意，而他们两位都同意了，谁还反对，便一致同意待回朝后呈请太后懿旨开经筵。

本来想着下雨天，又没有什么事情，赵昺想请众人吃个便饭，拉近些感情。可一听这事儿兴趣全无，气哄哄的甩手走了，弄的大家摸不着头脑，无端的小皇帝生的是哪门子气。他却是知道行朝琼州入驻行宫后，出入宫禁并非像从前那样方便，经筵日讲几乎成为这些儒臣们接近自己，施加影响的唯一机会。

赵昺知道儒臣们特别重视经筵，除了混个脸熟，还认为经筵制度的最终目的是革君心、正君心，涵养德行的重要措施；再有经筵制度还是一种政治制度，和历代谏官制度、宰相制度、封驳制度、史官制度一样，是对皇权的制约，强调道统高于政统，利用天道制约皇权的无限膨胀；另外经筵制度也是一种传统的礼仪制度，但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而这根源就是理学，他们可以说是宋朝的制度休戚以共，共生共荣的。

这几天赵昺下功夫从各方面了解和学习了宋朝的政治制度，又以自己前世所学进行了分析。现宋朝的这些士大夫们不仅出奸佞，也出人才，他们下了一盘好大的棋。他们为了能让儒家理论能始终占据统治地位，还通过各种手段对统治者或是未来的统治者施加影响，变相的对其进行‘洗脑’，来维系以儒治天下政治制度。

作为一个理科生，赵昺前世对儒的理解除了课本中对孔子的简介，及焚书坑儒和几篇文言文外，知之甚少。当然也谈不上偏见和讨厌，那个时代宣传的更多的是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无法评论其治国理论对国家与百姓有益，还是有害。

到了大宋朝后，赵昺现虽然儒、道、佛并立，且也不排斥其它外部宗教，但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儒，除了对治国的思想外，还对人的日常生活施加着无处不在的影响，甚至对皇权也进行限制。他知道导致宋朝形成儒家独大的局面是太祖赵匡胤造成的，不过他却对此表示理解，其如此选择虽出于无奈，可也算是明智的。

历史上自先秦以降，经过千年无数次的屠杀和清洗，权力已经逐渐集中到君主帝王手中，使得他们成为越法律限制的人。赵昺想当年的赵匡胤当上皇帝后肯定也意识到权力是一柄双刃剑，区别就在于怎么去使用。如果君主帝王英明仁爱，整个国家就会跟着享福；如果他们昏庸残暴，整个社会就会一起遭殃。

怎样在制度上对君主帝王进行制约，以免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呢？各个朝代有其不同的做法，赵匡胤的做法是，让文臣参与议政，指点帝王的得失。但是，如果该帝王胸怀不够宽大，听不得批评，一怒之下要了文臣的小命，之后就没有人敢再批评帝王了。于是赵匡胤做出规定，不杀谏官及士大夫。聪明的士大夫们便利用这个‘漏洞’将儒家思想融入了宋朝的治国纲领中。

自太祖和太宗两位开国之君后，从北宋到南宋的十几位皇帝都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这个现象十分诡异，按照概率学说，大宋皇家这么多子孙怎么也应该出现一位又为的君主，结果却是没有，平庸之辈却是满地走。这不能不让赵昺多想，他觉的应该以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受到的教育有关，而这些君主们毫无例外的都是自幼年便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洗礼，问题就可能出在这里。

从表面上看宋朝君主跟其他王朝一样，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拥有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世俗权威。但按照宋人的政治理念，君主的“最高权威”应当是象征性的，而不是表现为实体性的执政权。这一点，跟后来标榜“乾纲独断”的明清政体很不一样。理学家程颐解《周易》，提出：天子只是天下的主权者，宰相才是天下的治理者。表明在他的理想中的君主只是一个以德居位而任贤的象征性元，所向往的其实是重建一种虚君制度，一切‘行道’之事都在贤士大夫之手。

别看赵昺只研究了这么几天，他就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程颐一个人的想法，而是代表了理学家的一种共识。如北宋名臣富弼告诫宋神宗，现在政务“多出亲批，若事事皆中，亦非为君之道。脱十中七八，积日累月，所失亦多。”显然，富弼反对君主“亲批”政务，即便是皇帝天纵英明。南宋理学家6九渊也说：“人主高拱于上，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使其臣无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责其成功。”表达的也是虚君的意思。

以赵昺所知和理解，这种政体更与近现代的君主立宪制，等于将皇帝架空了，失去了处理政务的权力。如此一来那国家应该由谁来治理呢？宋人认为，是宰相。用程颐的话来说，“天下治乱系宰相”。宰相是政府的脑，职权就是：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

那这时候傻子都明白了，宋朝的政体实际上包含了双重的“二权分立”：先是君权与相权的分立。政权归于君主，治理权归于宰相，用宋人的话来说是：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君主的权责是任命宰相，宰相的权责是组阁，治理天下。君主与宰相“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君主若是侵夺宰相之职权，则属违制，将要受到群臣抗议。而这个‘制’以赵昺的理解就是士大夫们根据太祖的誓言碑炮制出的‘祖宗家法’。

赵昺曾试图从各种文献中找出这个祖宗家法的具体内容，以便好好研究一番，看看是否能找出破绽，但是他很快现这都是徒劳。暗骂这些士大夫们真是太坏了，所谓的祖宗家法不仅内容庞杂，外延模糊，也缺乏系统性的成文解释，让你摸不着头绪，找不到根据，但是又无处不在，恨的他只想用‘草泥马’问候他们祖宗十八代。

最后赵昺只能化繁为简，总结出虚无缥缈的祖宗家法的定义和范围，此乃是宋王朝的宪法性惯例与文件，旨在约束君主行为、规范政治构架，这一点跟限制士民的一般性法律有着本质的差异。当现任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为时，士大夫集团往往就会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让步，也就是说针对的就是皇帝一个人，与他人无关……

“好了伤疤忘了疼！”赵昺气呼呼的边走边说道。

现在众臣要上疏开经筵，他们想要干什么，赵昺心中当然明镜似的。当前自己逐步参与朝政，控制了军队，且无视各种‘规矩’已经让那些士大夫们看不过眼儿去了。但他们也知道想要换掉自己或是利用年纪尚幼阻止自己接近朝堂并非易事，也极易引起他的反弹，恣意妄为起来不是他们所能阻止和接受的，因此欲以柔克刚，想利用祖宗家法将自己束缚起来，然后再利用经筵逐步驯化自己，变成他们心目中的明君。

事实已经证明，大宋的这种对皇帝教育方式是十分失败的，培养出来的皇帝缺乏血性，多了怯懦，以致在历次对外战中都难以取得胜利，不得不花钱摆平，最终输的一塌糊涂，连裤子都丢了。赵昺觉得若非自己从天而降，如今大宋朝已经成为历史了，哪里还轮得着他们教训自己。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些士大夫们不从中反思，总结教训，寻求改变，却依旧试图将自己培养成他们所理想中完美的明君，以维护本集团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