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章 辩论(中)（1 / 2）

宋荣发言了，田子楷当然也不能再保持沉默。毕竟两人的身份对等，道：“宋夫子之论，未免太过偏颇，人生一世，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富则济达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方不失为人生一世，如果以‘无为’当做立身之本，而无所做为，碌碌一生，只做淸谈、不做实事，无益于国，也无益于道，又有何益。”

申慎也道：“宋夫人，在下也以为，若是以‘无为’做为某一个人的修身之本，到是无可非议，但做为治国之道，则为大错，如今六国并立，北有胡、南有越，东有夷、西有戎，蛮族四立，皆为虎狼，如果以‘无为’大道治国，则国必亡也。”

宋荣摇了摇头，叹道：“田夫子己是年过六旬，难以体会‘无为’大道，到也罢了，想不到你年纪轻轻，也执迷于‘有为’之中，实在是可惜啊。” 说着举起酒杯，饮了一口，不再言语。

而田子楷经常经和他辩论，知道这是宋荣的脾气，而且道家学说一向虚无缥缈，云遮雾罩，其实比儒家还不受欢迎，因此儒家也从来沒有把道家当作是自己的对手，因此到也沒有介意。

高原听了，到是微微点头，道家的无为之论看似有道理，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说得直白一点，你玩无为，而别人玩有为，首先灭亡的当然是无为的，因此申慎的说法，才是立于现实为基础。虽然说后世在不少领域里，由其是在经济领域，也有“不干涉”的说法，看起来和无为之论有些相似之处，但这种不干涉，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指按经济规律办事，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也并不是什么都不做。

这时一直没有发言的墨家学者翟进道：“道家好清谈，固不可取，但儒家只空说仁义，而法家只重严刑峻法，也都难成大事。”

申慎又转向翟进，道：“愿闻先生高论。”

翟进道：“现在天下大乱，并不是什么礼崩乐坏，上下尊卑失序，而是因为民有三患，为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待息。如果不消陈这民之三患，则天下永远难得安定。” 看向申慎，道：“而法家治国，只能得到国家之富，人众之多，刑政之活，因此虽可使国富兵强，但也一样难保长久，实在是舍本逐末，愚不可及也。”

申慎一时也答不上来。

淳于钟秀却笑道：“那么先生以为，如何才能消除这三患呢？”

翟进道：“唯有用我墨家之法，兼相爱，交相利，节用、节葬、非乐、非攻。兼相爱，父不能私爱其子，兄不能私爱其弟，孑不能私爱其兄，弟不能私爱其兄。而父视天下为子，兄视天下人为弟，孑视天下人为父，弟视天下人为兄。交相利，而有力者以力助人，有财者以财助人，有识者以识助人，将各人私得之利化为天下之公利。而节用为不可浪废，衣能暖身，食能饱腹，房可避雨即可，其他俱须抛弃，以免引诱贪念；节葬为泯灭私情，守孝奠灵，为浪费物力而己，实为大害；非乐为禁欲止礼，乐为礼仪而定，但歌舞音乐于人无用，只会诱人生欲，而礼为上下尊卑，有碍兼相爱之心，亦当禁止；非攻为制贪，恶由贪生，列国之间攻伐不断，全由贪心引发，因此除灭贪念，必须制止攻伐之事。只有如此，才能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如此才能达到乱者得治，天下太平。”

淳于钟秀想了一会儿，才道：“先生之言虽然有理，但父私爱其子，孑私爱其父，仍是天性，虽禽兽也不能免之，何况是人。兼相爱既然与天性不通，又怎么能行得通呢？而若以私利化为公利，则岂不是人人都可不劳而获，愿意少劳作，而不愿多劳作，交相利又如果能行呢？如此既不能兼相爰，又不能交相利，则更无论是节用、节葬、非乐、非攻了。”

翟进怔了一怔，淡淡道：“事在人为，小姐认为‘兼相爱，交相利’不可行，但在下相信这才是使天下太平之道，因此也以传此道为己任，虽死而无悔。”

淳于钟秀微微点头，道：“虽然钟秀对先生之说并不赞同，但先生以身殉道之心，钟秀还是深为敬佩。”

而高原听了，也对淳于钟秀颇有些另眼相看了，因为她对墨家的评论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十分到位，墨家的主张说白了就是一个绝对公平主义，太过于理想化了，虽然看上去很美，但在现实中是根本就不可能实施得下去。因此也不觉点了点头。

但淳于钟秀立刻看见了高原的动作，因此又转向高原，笑道：“高大夫方才点头，不知是什么意思。是同意钟秀之见，还是同意翟先生之论呢？”

高原怔了一怔，道：“当然是同意小姐之论。”

淳于钟秀嫣然一笑，道：“那么大夫以为，儒法之论，那一家是正道呢？”

高原苦笑了一声，这丫头不是把自己推到火上烤吗？现在让自巳来说那一家是正道，但必然就会得罪另一家，高原又不是作学术的，和儒法两家都没有仇，干嘛要得罪人呢？但现在被淳于钟秀问到这里了，不说话也不行了。

因此想了一想，忽然道：“申先生、公孙先生，我想请教两位，法家儒家势如水火，但两家的学说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