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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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许多人推荐之后，细品余柏林这本书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对余柏林注经的质疑渐渐消失，还有不少心胸开阔的大儒前辈对余柏林此书公开赞扬。余柏林若想写一本正统的注经，条件已经成熟。

他之前的“浅谈”，的确只是浅谈。许多心里明白的理论，只是给出一个“猜想”，一个“引导”，让其尽力符合自己“读书笔记”的套路。

现在这些“猜想”已经被很多人接受，甚至已经有人在文章中开始写这些“猜想”。再过一段时日，估计就会有人以他这本书为基础，来写书了。

在闭门读书的时候，很容易起懈怠之心，且也难以查缺补漏。

余柏林虽也做了许多之前的会试题，但作文水平高低虽能让老师判定，但会试题要撞中基本不可能，还是得加深自己对四书五经的理解才成。

著书过程，就是查缺补漏的过程。

下定决心之后，余柏林开始着手重新写书。

有了上一本书的阅读基础，这一次余柏林著书的进展就要稍稍快一些。

他现在主要补充的是，在自己这本书出来之后，看过这本书的读书人们所写的文章和书评。这个时代的人的思想会给他很大启发。

写浅谈的时候，关于春秋的著作已经看得差不多，现在余柏林开始看其余四书四经的著作。

若要注经，自然不能讲四书五经割裂开来。四书五经是一个完整的入学体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会让其变得支离破碎。

余柏林著书虽为了在会试前扬名，但若写出自己会遗憾的书，他心底也难以接受。

就算不能做到最好，也要竭尽全力。

张岳得知余柏林在研读其他四经的时候，提起来的心终于放下。

许多读书人选择本经之后，急功近利，对其余四经弃之如敝履。可真能在一经中得到大成就的人，基本上都是精通五经的人。

只有精通五经，才能看到其蕴含的精华所在。

余柏林年纪在那，张岳并不要求余柏林达到精通五经的程度，但粗通五经则是必须的。

若不能粗通五经，会试中文章必然不能进入上等之列。

张岳还想余柏林什么时候会发现，自己什么时候提点，没想到余柏林自己开始钻研起来。

张岳虽然自己精通五经，但他为了给余柏林牵线，向余柏林推荐了自己治其他经书的好友，让余柏林可以写信向他们请教。

这让余柏林著书的准备更加如鱼得水。

余柏林请教的人之一，就是赵信的父亲赵卿。

本经想来师徒相传，父子相传。赵信能得到诗经魁，赵卿自然是治诗经的大家。

赵卿本来对余柏林就颇有好感，认为此子非常有灵气，且他和其他人看法不同，他认为余柏林不急不缓，有大智慧。

余柏林向他请教《诗经》，他自然欣然同意。

经过来来回回的书信之后，赵卿把自己关在书房许久，然后拿着余柏林的书信去找了赵老爷子。

两人谈论了许久，把赵信叫来。

赵信从书房出来之后，整个人都是飘忽着的，似乎受到挺大打击。

而后赵信读书更加勤奋，这是后话。

余柏林经历了几月的沉淀，在春季结束之前，再也未接受任何邀请。待立夏之时，他终于有底气动笔了。

按照余柏林后世的观点，注经共有三种层次。

第一种层次称“训诂”。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这一层次是无限度的追求圣人本意，探寻圣人当时著书的真实用意；第二种层次为“托古言志”，为理学一派所有。根据圣人之意，根据当今实际情况，进行发散；第三种层次则是心学。即圣贤再有道理，那也只是圣贤的道理，不是我的道理。我只认同我的道理，用自己的想法注经，甚至与经书中圣人真意辩论。

即识之、用之、驳之。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余柏林所在时空，研究四书五经的学者已经在第三种层次发扬光大。不只是研究儒学，其他学问，也多用这三种方式。

但目前而言，余柏林只能进行道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对这个时代的人而言，太超前了。

孟子曾言：“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各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

当今读书人也秉承这个思想，道统传承，自古以来，圣圣相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余柏林自然也要遵循这个大潮流。

他可以在其中加入新颖的东西，加入后世之人的研究和见解，但他只能“用”，不能“驳”，不然就等着犯众怒吧。

或许等他威望更重，年龄够大的时候，能“大胆”一次。

打好腹稿之后，余柏林开始动笔。他按照层层递增来写这本注释。每一章节注释，都先求圣人之意，然后抒发自己见解。每日若顺利，能成两三千字。有时需要去古书里反复求证，就只能写百余字而已。

《春秋》仅一万八千余字，加上余柏林注释所增字数，就算多个四五倍，也就四五万字。一两月时间，足够成稿。

在这部书中，余柏林用上了标点。

说起标点，余柏林并未想到它会被读书人接受的如此快。

按照后世的观点，一直没有标点问世，涉及方方面面复杂的原因，其中愚民一说最为盛行。

但事实上科举盛行之后，寒门学子皆可读书，读书人越多，中的者越多，当地官员文德教化之功越大。除了少数奇葩王朝因以少数统治多数，必须禁锢人的思想之外，其他朝代对教育都十分推崇。

教育越兴盛，人才越多，皇帝可用之人才越多。

只要不是“歪门邪说”挑动“反叛之心”，皇帝是乐意推广教育的。

而余柏林标点的推广，却不是因为皇帝要推广教育，而是因为他写在浅谈中的一句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