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1 / 2）

精彩的还有国际关系。

跟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一样，罗马也是靠武力来征服世界的，这就有一个与战败国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对征服者的境界、胸襟和政治智慧都是考验。

亚述和迦勒底（新巴比伦）就不说了，他们的疯狂掠夺、血腥镇压和残暴统治，引起的只是更强烈的反抗。波斯帝国虽然表现出最大的仁慈和宽容，却只知道把设为行省的战败国当作提款机，忘记了把他们变成自己人。

做得最好的，是罗马和中国的周。

周人和罗马人的高明之处，是与同盟国和战败国组成共同体，同谋发展、共享太平。只不过，周人构建的是“文化共同体”。只要认同周文明，就能由夷狄变成华夏。正是由于这种文化认同，我们民族才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罗马构建的则是“政治共同体”。他们甚至主动邀请战败国的头头脑脑加入元老院，就像汉武帝让匈奴人金日磾成为他的顾命大臣。结果，被征服的蛮族成为这个国家的共同经营者，甚至战场上的主力军。

当然，一旦打了胜仗，大家也都有利可图。早期的做法是：罗马人拿走战利品的一半，剩下的按劳分配。也就是说，罗马人是大股东，归顺的战败国也是合伙人。

这可真比威尼斯商人还精明。

然而政治恰恰是一种智力游戏，文明则是尽量巧取而避免豪夺。如果还能化敌为友，那就堪称功德无量，因为和平总归好过战争。幸运的是，中国人和罗马人都有这种智慧，两大文明独步一时也绝非偶然。

因此，在充分了解了中华的方式后（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我们很想知道罗马人是怎么做的。

☆、法治天下

在世界历史上，中华和罗马都堪称独树一帜。其他那些帝国，亚述、迦勒底、波斯、马其顿，都由一个或几个伟大征服者建立，中华却由邦国而帝国，罗马则由共和国而帝国。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自己成长的。

成长需要土壤，也需要力量。那么，中华文明与罗马文明的土壤和力量又是什么？

中华是礼，罗马是法。

正如在中国，失礼或非礼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罗马人也把违法看作不可原谅的行为。他们宁肯吃亏、失败甚至掉脑袋，也不肯违法。恺撒被杀后，西塞罗曾提出尽快召开元老院会议，以巩固成果。而且，刺杀集团的主要成员布鲁图身为大法官，恰好有此权力。

这位布鲁图是共和国第一任执政官布鲁图的后代。

不过按照法律规定，大法官只有在两位执政官都无法召集会议时，才能行使这项权力。这时，一位执政官恺撒已死，另一位执政官安东尼却还在罗马。因此，布鲁图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拒绝了西塞罗的提议。

布鲁图说：这是违法的。

这事听起来十分怪异，因为行刺恺撒的布鲁图原本是杀人凶手。而且，恺撒作为终身保民官，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也就是说，布鲁图已经双重意义地犯过法了，再违一次法又有何不可呢？何况还是为了国家。

然而布鲁图就是不肯，以至于坐失良机。

这事如果发生在中国，恐怕只能解释为迂腐，但在罗马则会得到尊重。因为刺杀恺撒是可以理解为战争的，即共和国与破坏共和的国家敌人之间的战争。战争当然要死人，法律也不保护公敌，布鲁图心安理得。

开会则不一样。召集元老院会议，原本因为只有元老院的决定才是合法的。如果会议本身违法，那么这决定还能合法吗？依靠非法会议重建的共和，是罗马人民想要的吗？这岂非重新回到了恺撒的人治路线？

可惜布鲁图没有想到，把恺撒视为国家的敌人，只是他们自己的看法，元老院并没有宣布恺撒是人民公敌。所以他们的刺杀仍属非法，必须被判有罪。

布鲁图也只好自杀。

法治观念如此之强，在全世界当数第一。

这当然其来有自，甚至可以追溯到西亚文明，但公元前494年的平民撤离运动也功不可没。因为正是在这场运动之后，罗马迫于平民的压力开始了成文法的制定。首部法典刻在了铜板上，因此得名《十二铜表法》。

以法治国，正式开始。

最早制定的是为本国公民颁行的法律，即公民法，亦即国内法。后来版图扩张，人口众多，外族和异邦也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又制定了世界各民族的共同法律，叫万民法，亦即国际法。最后，这两大法律体系被合在一起，叫统一法。其成果，就是《民法大全》。

这时，已是东罗马帝国时期了。

罗马法在世界古代社会，堪称最为系统完善。它包括两大部分：公法和私法。公法是关于政府的，私法是关于个人的。私法与公法相比，私法更重要。

私法分为三个部分：人法、物法、诉讼法。这三个部分当中，人法又最重要。人法规定了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条件是具备人格，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就是人，不符合的就不是人。

奴隶不符合这三个条件，所以奴隶没有人权。

人权在罗马法当中就是身份权，包括自由权、家族权和公民权。有自由权，就是人；有家族权，就是男人；有公民权，就是罗马人（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

在罗马，这三种身份权是可以分开的，因此也可以部分或全部丧失，叫人格减等。丧失家族权叫小减等，从此不是男人；丧失公民权叫中减等，从此不是罗马人；丧失自由权叫大减等，从此人格尽失，不再是人。

这就是罗马的法定人权。

人权既然是法定的，那就不是天赋的，因此可以依法授予或剥夺。如果被授予公民权，就有了罗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被剥夺自由权，则从自由人变成了奴隶。

没人愿意失去人权，所以谁都不敢以身试法。

执政官和皇帝也一样，他们害怕的是元老院。元老院虽然没有行政权，只能对执政者提出建议和忠告。但是他们手上有一张王牌，叫“元老院最终劝告”。如果接到这份通牒还不改悔，元老院就可以宣布他为人民公敌。

结果怎么样呢？全民共讨之，全国共伐之。

对于这项能够制衡权力的权力，元老院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而只要元老院的这个功能还在，罗马就很难从共和走向帝制。后来屋大维革命成功，是因为苏拉和恺撒改造了元老院，他自己则给足了元老们面子。

当然，根本原因如前所述，是时势使然。

但，即便从共和国变成了帝国，罗马也仍然是一个法治国家。公元100年9月，执政官小普林尼在元老院发表就职演说时，就对坐在会场中的皇帝图拉真说：皇帝不应该在法律之上。相反，他应该在法律之下。

王在法下，罗马人早就懂了。

战败国和他们的臣民，当然也如此。

前面说过，中国的周和罗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都极具政治智慧地与同盟国和战败国组成了共同体，把对立面变成了自己人。但，这绝不意味着一视同仁。相反，那些战败国和同盟国，关系有远近，权益有寡多。

也就是说，共同体内是有等级的。

周人的等级叫五服，分别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其中离王城最近的叫甸服，最远的叫荒服。实际上，一个诸侯国如果属于荒服，已经是“地老天荒”了。他们往往仍被视为蛮夷，对周王室应尽的义务也最少。

罗马也是五等，分别是罗马、加盟国、自治国、殖民地和同盟国。跟周人的五服一样，这也是一个权利和义务同步递减的序列。罗马人拥有的权利最多，应尽的义务也最大，同盟国则相反。

当然，这是罗马在联盟时代的事情。后来，战败国也像在波斯一样被设为行省，治理的方针却一如既往：根据关系的亲疏和表现的好坏给予不同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