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选才（2 / 2）

赵柽在马上行了个礼,调转马头当先离去,可回间大家都看得王爷脸上满是泪水,而他身后传来雄壮的歌声:“狼烟起江山北望,龙起卷马长嘶剑气如霜。心似黄河水茫茫,二十年纵横间谁能相抗恨yu狂长刀所向,多少手足忠魂埋骨它乡。何惜百死报家国,忍叹惜更无语血泪满眶。马蹄南去人北望,人北望,草青黄尘飞扬,我愿守土复开疆,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贺”

几ri后,赵柽一行人到达了太原,坐了原来的制置司衙门,不过牌子已经换成了宣抚使的啦因为事情很多,赵柽刚刚搭建的班子马上进入了角se开始工作,但他们很快就发生了分歧,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人事的安排上。许宗衡等人发现王爷用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喜欢用吏才,这让他们不满,放着那么多举人、进士不用却要用这些吏。

其实他们有这种观点并不奇怪,官场上有句话是说‘夫富者不为吏,而为吏者皆贫’,这说明官与吏的身份差别一般与经济地位的高低联系在一起的,由于高官ri益为科举出身的人把持,官与吏在身份地位上的差距便进一步拉大了。但胥吏毕竟还有借以维生的刀笔,如果再不顾廉耻地舞弊弄权,或与贪官狼狈为jian,勒索欺压百姓,照样有发财机会,而宋出现了严重的冗官冗吏问题,各级衙门的官员多满足与尸位素餐,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也为胥吏夤缘为jian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也令吏的名声更臭,惹人痛恨。

赵柽喜欢吏才却也与他出身‘草根’有关,他虽然重视文化人,但当时身边却无那些有官身的人可用,而他用的人多是读书未必多,但办事却很jing干,也没有什么儒家教化的束缚。用这样的人,先是觉得心应手,事情交办下去,往往完成得又快又好,其次是他们一般不会纠缠儒家所谓‘以道事君’的套套,基本抱持实用主义态度,以君王之是非为是非,不会在其耳边聒躁言不及义的高调。

另一个原因便是赵柽对宋代这种科举制度保留看法,前世他记得自己刚刚会记事就开始饱受‘学习’之苦,可这一切就是为了应付现代的科举制度‘高考’,而谁都知道大学生多的都臭了街啦,好工作找不到便又一窝蜂的考公务员去当官,可这些读了十多年书人学的那些东西与社会严重脱节,好在他们并不是考上了就去当官,还要慢慢熬资历。

但是宋代童年时基本相似,学者叶适曾言‘天下之士,虽五尺童子无不自谓知经,传写诵习,坐论圣贤,其高者谈天人,语xing命,以为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刻画,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词赋。经文挂在嘴上,便可能有个好前程,廉耻、义命不大顾得上了。’可不同的是这些书呆子们一旦登上黄榜便立刻授官的。

想想这婿门可能都分不清南北,麦苗、韭菜都分不清的人去管理地方会是神马结果?在这种风习之下,士人的气质品格渐渐退化,心术ri坏。欺世盗名者愈出而愈巧,粉饰涂抹之术越来越jing,而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正所谓‘进焉而柔良,退焉而刚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喳喳,成焉而挟其所尝言以夸于人,不成焉而托于所尝料以议其上。’

为了解决这个“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问题,也有许多政治家对考科都有相当深刻的见解,但很难统一起来。考试体制一直变换不定,可这种想求实而又难规范的考试搞得君臣都很伤脑筋。

宋前期,承唐旧制,设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学究等科目,通称诸科。宰相范仲淹诸人不满意,提意见。仁宗皇帝觉得说的不错,认为‘拘泥于声律词意,豪隽奇伟之士难以发挥;说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原,才是博啊并于嘉祐二年增设明经科;到了神宗时,王安石认为少年闭门学作诗,等到他当官的时候还不通世事,这是摧残人才,所以提议改考经义、论、策。苏轼反对说,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由正人君子审好恶,才能选有德之士。如设个名目来取,是教天下人作伪。比如人人都可扮演孝廉。至于文章诸事,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用,就政事来说,则均无用;后来徽宗时蔡京又仿王安石搞“崇宁兴学”,且一度取消科举考试而从学校取士授官。如此办法虽然发展了教育,但从选人量才的角度看,却更加一律化,士子zi you发挥的余地更加狭窄了。

由于考试官学se彩逐渐增加,又限制了创造xing,士人一旦掌政,便要释放zi you意志,这与皇帝要求的“才”有一定的差距。而为了驾驭选拔上来的人才,对这些饱学之人,皇帝只得累任累贬他的官员,既用他们的‘才’,又得想法限制他们的权。这一套章法执行起来有时皇帝也很不耐烦,而更相信自己的眼光,这也许说明赵柽有当皇帝的潜质吧

其实到了杨时等人的地位,以及他们的见识和经历谁都知道科举就是权宜之计,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基本工具,其目的是要把天下人捆在官阶上,使他们少起异心,然后再将他们锁在一张牵制的网上,赵柽看得明白,可他们这些进士出身的人即使看明白了,又怎么敢承认呢?如果认了,那不就是打自己的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