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浮生 第847节（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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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先生先至，正好。”邵树德说道：“今有一事不明，还望先生教我。”

“何事？”宋乐是比较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闻言立刻正襟危坐。

“先生熟读史书，当知秦代有丞相主政，太尉掌军，御史大夫行监察之责。”邵树德说道：“至汉时，始有尚书台，以分宰相之权，尚书令始有宰相之实。昔年曹公秉政，出征之时，荀彧为尚书令，总揽政务。”

宋乐静静听着。

君权、相权的博弈是永恒的。秦汉时丞相之权极大，故引得君王疑忌，汉武帝遂设尚书台，最初只是为君王服务的内廷机构人员组成，用来分化宰相的权力。经过长期的发展，成功地把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变成了虚职，尚书令、左右仆射渐渐变成实际上的宰相。

但尚书令的坐大，又引起了君王的疑忌。

曹操置秘书令，其子曹丕改为中书令，于是有了中书省，以分尚书省之权。

北朝以来至国朝，又多了门下省，即中书省起草诏书，门下省审核批驳，尚书省沦为了执行机构。这还不算，尚书令常年空置，沦为了虚衔，尚书省的主官变成了左右仆射，本来一个人说了算，现在是两人分权。

三省互相牵制之下，真·宰相人数大增，即左右仆射（尚书省）、中书令（中书省）、两位侍中（门下省），一共五个宰相。

即便如此，高宗即位后，还是觉得不够集权，又下令三省六部的低阶官员亦可入政事堂参知政务，并给他们“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架空原本的真宰相。

到了这会，看看给各地节度使加的荣衔就知道了，一堆侍中、仆射、尚书令、中书令，就知道这些国朝前期的宰相官职又变成了虚职。

从三公开始，到尚书令、中书令、左右仆射、侍中，它们一步步从实权宰相变成了虚职，反应的其实是君权的扩大以及朝堂的相互制衡。

但制衡也是有副作用的，那就是效率逐渐低下。

国朝官制也是有缺陷的，皇帝为了弥补这种缺陷，不得不搞了大量“使职”，也就是差遣。

使职一开始没有品级，属于兼职，这是五代及北宋混乱官制的鼻祖。

“然时移世易，今尚书省有名无实，或可裁撤？”邵树德说道：“先生怎么看？”

“太宗时，三省主官合署办公。”宋乐沉吟了一下，缓缓说道：“至中宗时，尚书省主官已无法进入政事堂，地位大降。尚书六部，沦为了中书、门下二省的附庸。说是三省六部，实则二省六部。”

“只是……”宋乐笑了一笑，道：“殿下若想集权，不是应该抬尚书省主官进政事堂么？人越多，鸡毛蒜皮的事越多，越难以形成统一意见，正好由圣人裁决。”

理论上是这样，但圣人的裁决有时候不管用。就连太宗那般威望，他的旨意都被驳回过，而如果流程走不完，那皇帝的命令就是“乱命”、“中旨”，是不会具有法律效力的。

“中书、门下二省，先生觉得有存在的必要么？”邵树德问道。

宋乐叹了一口气，道：“殿下，君王是君王，宰相是宰相。”

邵树德默然。

他想起了明朝，朱元璋一开始执行的是一省六部制，即中书省统管六部，但他随后撤销了这个机构，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

这使得朱元璋在事实上兼领了宰相的职务。

宰相有决策权、议政权、执行权，朱元璋把决策权牢牢把在手里，朝官们只能给些建议，六部具体执行，权力为史上帝王之最。

这无疑会带来繁重的工作量。老朱也不客气，我上就我上，天天肝到深夜，让人无话可说。

曾几何时，宰相拥有全部权力，从决策到执行，皇帝无需过问。甚至皇帝不着调了，还要被宰相训斥，乃至换掉。

到了隋唐，宰相的权力有所削弱。三省六部和政事堂的存在，确保不会不会出现一个大权集于一身的权臣，因为皇帝可以往政事堂塞自己人。

一省六部制，宰相做决策，效率高，副作用是可能出现权臣。

三省六部制，宰相做决策，效率低，但很难出现权臣。

明清的内阁制，则是另外一个次元了，皇帝做决策，学士给建议——当然如果皇帝懒政或年幼，又会事实上变成一省六部制，但就法律制度层面而言，学士是没有决策权的，虽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他们往往可以钻空子，取得这个权力。

邵树德内心之中也有些不定。

他觉得，如果一步跨到明清皇帝直管六部的程度，不光文臣非议，怕是武将也要骇然，步子迈得有些太大了。

“殿下之前提六部尚书为正二品……”见邵树德不语，宋乐笑道：“其实明眼人都看在眼里，都若有所思。”

邵树德哈哈一笑，掩饰尴尬，小把戏被人看穿了。

“仆建议，裁撤尚书省，度支、盐铁、户部三司之权重归六部。六部置于中书省治下，保留门下省，如何？”宋乐问道。

这个三司是在中晚唐缺钱的大背景下诞生的。

藩镇割据之下，河北的上供就是象征性的，还经常一毛钱都不给朝廷。

河南、河东几乎也不给朝廷贡献财政，因为养了太多兵。比如东都镇原辖河南府、汝州，在德宗那会财政收入不到六十万缗，但他从来不给朝廷钱，相反还要朝廷转移支付贴钱。

京西北诸镇，更是完全依赖中央转移支付。

宣武镇养兵十万，也甚少给朝廷钱。

与之相对，南方很多藩镇年财政收入还不如宣武、徐州等镇呢，但却要上缴绝大部分赋税，因为他们不养几个兵——北方多为节度使，南方多为观察使，可知差别。

元和年间全国将近一百万武夫，绝大部分在北方，他们完全是财政黑洞。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朝廷财赋三分之二来自江南，用来弥补长安官僚机构以及巨大的平叛军费开支。

朝廷为了搞钱，派盐铁使到南方收税，转运使负责运输，三司应运而生。

德宗时盐利六百多万缗一年，绝大多数取自南方。

北方诸盐池，夏绥的自收自支，防御北边。

河北盐池根本不可能给中央钱，淄青海盐的利润也是揣自己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