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人生路（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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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那天晚上，我们的子堤儿修了一奶盘高大，那截堤又是灰沙堤，跑好远才挑得到一担土。煞黑的时候，一下涌来一市尺水，俺的子堤儿通身跑水，那杂种的也怪得很，那下下儿一点点风都没得。大组长李自成召集我们开会，他说：告诉你们啦！一个人只少要掌握一条救生船。打人打得这样很，溃口哒，不把你往口里扎就是好事。农民是不得救你的啦！我呢，就掌握了一条船，俺那下下儿，虽然那样危险，不像有的垸子溃垸，鸡叫、鸭喊、人哭。而俺那下下儿鸦默雀静。硬静得你出气，我出气，都听得见。那样大的水，平风息浪，硬静了一个晚上。到处都溃了垸，就只俺那个垸子没有溃。一夜星光灿烂，平风息浪。民工都回去招呼婆娘伢儿去哒。俺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让他们去。俺自家呢，动不得啦，又没得婆娘伢儿到那里，只好守到。

第二天早晨，水就退了七八寸。水退哒，民工又上堤哒，要抢渍水。一条渍水堤儿断哒，我就驾条船，想用船堵口，一驾拢去，船就拆断哒。我差点点儿一下夹那断船里头，差点点儿淹死。我那时不会泅水，而今泅得一点点远哒。渍水排干哒，到了八月十五，还逼到群众插秧。群众硬不插，说：“俺还会不想得东西呀！到了几时哒，插起秧还有么得得的。”

9月底，我又脱不得乎，要我带两个中队上堤去。一个中队是农会主席贺文清当中队指挥员，那个人啦，肚皮硬有三尺厚，不管账，倚到风湿病，一件长袍子一穿起，自己也懒搞得，他那指导员硬是要我跟他当的。一个中队是王乡长当指挥员，那个人啦，眼睛四射，手在系撮箕条，眼睛都观到场的，看到何地方有问题，就拿起个喇叭筒喊。他是个长工出身，做事几多狠啰。那个中队，我没有管过账。我生了个无名疮，到酉港住了几天医院。冰天雪地都要搞，打起赤脚，就在冰块得上跑。合拢的时候，硬有两天两夜没有上床，人站都站不稳。堵口合拢几条龙进土，一不加劲进土，土就流起跑哒。有的民工挑起撮箕扁担就那样睡着哒，喊都喊不醒，几多造孽呦！创造的活钩倒土法，一边撮箕系挂钩上，一边撮箕系挂钩脑脑儿上，一拢去就倒，不挂撮箕屁股。那好快呦，功效提高两倍。我那年一回来就得了风湿病，就是踩雪水得起的，这病后来间隔几年发一回。那年，回到家里疹了一年多风湿病，搭帮一个伪军医，帮我治好哒。

好，这就到了1955年8月份啦，划界啦！各归各，是六区的都到南县去，七区的一部分到安乡，一部分到汉寿。干、教、医当中过汉寿来的就只有我和肖静莲。是因为当时的六区政委王富川、内定为副县长，他双手能同时打算盘，象棋下得好，招领导喜欢。他又喜欢我，就给郭连贵写信，让我过汉寿来了。还有他的未婚妻肖静莲。结果他自己犯了错误，把十几万元救济款用到生产上去哒。他脱不得乎，过不了汉寿，副县长过了河，肖静莲又只好打转身。为这个事情一搞，王富川就没有当区委书记哒，到南县检察院当院长呀么得，后来又当一般干部。1955年省里召开区委书记会，他到汉寿搭汉寿的会议车，到长沙申诉，罪又小一点了，又当了检察院副院长是么得家伙。后来又搞下去了，通过郭连贵的关系，到七一机械厂当了个什么官。1962年过苦日子，他干脆跑回北方去哒。后来又通过郭连贵，到汉寿粮食局当一般干部，后来当副局长。他因为结婚，吃了几箩筐橘子，《滨湖报》登文章通报了他。那时候是穷光荣啦！

我过了汉寿，王富川没有来唦，就把我安排到文教科工作，搞了一个月，调查沧港完小一宗案子，女老师搞女学生。1955年9月份，派我到毓德铺区公所搞办公室。黄新樵当区委书记。黄新樵对我说：“关于你入党的问题，我已经呈报到县委组织部去哒。”过了两个月，组织部给个回信条条儿，他又给我看，上面写的：“该同志还可以考验考验！”俺那时几也是不懂事嘞！张树冲送了一个犯人来哒，打起灯笼火把送来的。我就从床上爬起来开收条，把犯人关起来。送犯人的几个人要回去，说是路上危险得很，要借两条枪。我就找妇女主任、区委委员饶冬梅商量，她就同意哒，借了两条枪给他们。第二天黄新樵回来哒，我就向他汇报，哎哟，他不恶言恶语批评你，总是那样默默念念起去，什么警惕性不高，什么要是坏人怎么得了。后来饶冬梅告诉我，黄新樵也这样找她念了一餐。只有一宗事我硬一滴滴儿都不晓得。那天晚上，我歇到床上，只听到哼哼喊喊，第二天起来拿个脸盆去厨房打水，哎哟，我的天啦！一根柱头上捆一个。四合盘的屋啦！根是根柱头上捆的都是人，一二十个。这只有武装部长、特派员一些人晓得。

一回吃夜饭，只听到喊犯人跑哒，放下碗筷就追。犯人双手捆到的，绳子没有散，跑俺不赢，抓到哒。

区委办公室的事多得很，一天忙到晚，跟而今比，一个人做两三个人的事。收、印、发文件，处理民事纠纷。冒得一样事不搞。我处理过一宗离婚案，一个四十多岁的女的，同一个二十一岁的男的结婚三年，男的要离婚，女的说我离婚了怎么搞，伢儿得何个养，我说：伢儿你带到，男的出钱。

这样搞到1956年6月份，我调到了县委会办公室，开始安排我搞统计，表头表脑，处理人民来信。就是而今信访办的前身。10月份，就到省委党校档干班学习档案学，学了两个月。清理档案，搞了一年多。这我就开始读书哒。1954年7月到1956年6月，没有读书，报纸都没有大看。忙于杂七杂八的事务。我到省委党校学习，党校有个图书馆，我就借了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读了鲁迅的日记，读了鲁迅的一些小说。在这以前读的小说只有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阿q正传》英语本，丁玲的《在病院里》，没有读其他的东西。《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都没有读完，没有看过电影，没有看过戏。这年从党校一回来，我就读书，躲到废文件堆里读书，反正就我一个人。一天也还是清一点档案。那就读了一点书啦！《新儿女英雄传》《水浒传》。一接触文学作品就想写，订了《理论学习》《文艺学习》《人民文学》《长江文艺》等等。一年十二个月，尽是读书。那一年是我的转折点。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我横直不做声，耐起我讲，我也不讲。到了这年冬里，郭迪前就安排我跟到县里的副政委、组织部长詹顺初跑。詹顺初在新兴调查粮食情况，他手边没有人，郭迪前就派我去。煞黑的时候走到了沧港，从沧港走到新兴公社，经过一座无人烟的莲湖，好多坟山坪，到那里搞调查，肖广义去哒，调查哒就要我写材料，叫做什么《新兴乡的粮食调查情况》。反右运动我成了积极分子。就因为我没有发言，没有给党提任何意见。1958年元月，我调到《汉寿报》，搞了三年，这是短命的三年，没有读好多书，日日夜夜忙得要死，写文章，编文章，校文章，没得一下下儿休息的。其中一年挤时间都只读了《红楼梦》。

我这个经历告诉你有好处，好让你坚定搞好创作的信心。我这一辈子基本上有一大半功夫没有用到创作上。26岁以前还没有真正读文学作品。1956年下半年才读文学作品。1958年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才读完《红楼梦》。从1958年到1961年，这三年虽然忙得很，但因为编报，锤炼了文字功夫。这三年当中也读了一些书，《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青春之歌》《红岩》，读了两个作家的作品：周立波、赵树理。那三年拍了不少照片，只怕登了几十幅，《湖南报》《湖南教育》《滨湖日报》都登了。1961年4月《汉寿报》停刊，我就到了县委办公室，一到办公室就搞通讯报道，到1963年称为县委通讯组，其名是组，其实就只有我一个人。到报社的时候写日记，断断续续，写得很简单。一到通讯组，没得那样忙哒，天天坚持写日记，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写了100多万字的日记，被烧掉了。高志文当报社社长，那个人一年四季不讲一句话，同这些人没得来往的，孤僻得要死，难得摸到他心里的底。不过他还正派，讲原则。虽然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同他工作硬是觉得没得味。他一天到晚只看书看报，审下下稿，没得么得文字功夫，不过他还稳当，稳当有余。

我在县委办公室以后，研究报告文学，写农村调查，写通讯报道。从文学上给我鼓励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心理学，我那时候乱读书，什么达尔文，什么经济学。这几年读了一点书。1961、1962、1963、1964、1965、1966，这几年又读书又写作，提高比较快。通讯报道搞上去了，报告文学也写出来了，30岁到35岁，这是我的全盛时期。“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还读么得书呢？“文化大革命”中，俺县里烧书卖书，曾月友带了个不好的头。他把原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夏汝宋的书籍《红楼梦》《东周列国》等，用一张板车一推起，夏汝宋走前头，戴高帽子，剃的边边头，游街示威。夏汝宋自己把满板车书一拖起，后头是曾月友率领的游行队伍。反复搞了几次。县委办公室带了这个头，一些人都跟到交书、卖书。“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在坡头供销社陪戴笃伯。1966年9月份，我从坡头回来，曾月友和周文昌就到我房里去收书。周文昌是在监委会的审干办，曾月友是县委办一般干部。其实曾月友还是我发现的，1960年我在报社，他在供销社工作，他跟报社投稿，我觉得还写得可以。报社要调人，我就向高志文推荐他。高志文就要我再去向他约稿。后来报社调了丁晋山，我就向县委办推荐。曾月友和周文昌到了我房里，收走了我的全部日记，全部语言笔记，全部生活素描、文稿、札记，统统摆到档案馆。伍顺生算了我的日记数，有一百多万字。“九·二四”抓右以后，给被造反的对象平反，日记等一些文稿都退给了我。

夏汝宋看过《燕山夜话》，经常报告中讲那些故事，他被打成小邓拓。

1968年下放，拆庙赶和尚拉出县委机关，组织“下放干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县委机关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都下放哒，周立民、詹顺初、邱德顶都学到补套鞋。我当时下放到朱家铺公社金鸡大队万坝生产队，只歇了两夜，家伙放在那里，公社党委书记陈鸿云，领起我到处给他写材料，吃好的。下放之前，我也再没有打算写东西哒，看到难得搬，一些日记等之类的东西都统统烧掉哒。

夏汝宋游街之后，上头号召交出封资修黑货，我就交了一部分，卖了一部分，这是1966年。共有七八百块钱的书刊，共卖了二三十块钱。当时不觉得心疼，而今想起来就心疼得很。连我的女儿嬿婉看《青春之歌》，我还打了她一耳光，说：“这样稀烂的书，毒草啦，都拿起啃。”我把政治书籍就留起哒。小说只有鲁迅的就留起哒。自然学、植物学、土地学、逻辑学、心理学之类就留起哒。觉得这些书搞生产去还作用。

1968年12月份下放，冬天里落雪搞了几个材料，之后没有到金鸡大队去哒，就安排我到同心大队同心生产队向文新家里，三兄弟，两根筷子夹根骨头，穷得很，没得菜吃。向文新的堂客是我跟他找的，是我跟他相的亲，是我跟他做的主。我是侵种谷的时候搬到该队来的。少了牛力，我就拉犁、用牛，搞了一个月，这下县里就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筹备会议材料，把我抽上来哒，反正不得脱线啦，这个事，那个事，都是要写。后来，陈鸿云就要我到朱家铺公社办公室，没有要得县里赢。大概是何英琼跟何秋舫讲哒，借到县革委通讯组工作，编制不在通讯组。那时候，胡巨保就巴我得很啦！要我告诉他写材料。1970年元月，我写了一篇沧港公社捕捞大队搞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调查材料，刊登在《湖南日报》头版头条，影响比较大。

我两次住医院，共住了16个月，住在湖南医学院附一医院。就是那个报道之后，何英琼还舍不得我去住医院。接着写了捕捞的报道之后，就要我写武装部如何改善领导干部作风的报道。伍顺生硬不伸手，因为他怕写不出来，登不了，交不了武装部的差。他这个人滑就滑在这里。佘光辉跟我一起搞，他忧心忡忡，生怕发不了，脱不得乎。我两个住在省军区招待所，写了十多天。一直到六月份的时候才发表出来。同时，胡巨保搞了个反应春插的假报道，数字是假的。我招呼他搞不得，他搞了，结果追责任。

我的病就是在省军区招待所改稿，脑壳昏，吃馒头牙齿都流血，我查了好多地方，都没查出来，我懒查得哒，佘光辉说：查去。结果到湖南医学院查出了病根，是“真性红血球增多症”。要我住医院。何英琼找秋舫同志批了二百多块钱，这一下住了十个多月，在医院过春节，当病室指导员，带起病友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1970年。这年我读了一些经济学的著作，我当时想：反正县委办公室我是回不了哒，我也不想回去，因为“文化大革命”前，出身不好的都调出了县委机关，我之所以没有被调出是因为还能写。我在1961、1962、1963年，年年评为先进模范，后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连劳模也评不上了，更莫谈提拔。还有人诬告我的哥哥曹逸民是南化安剿共纵队的成员。这事直到1972年才做出结论。

我在医院准备走经济研究的道路。到农村办一个点，每年写两篇文章，还干它30年。1971年2月，我从医院回来了，当时听到李扬中跟我打招呼，说是要抓我的“五一六”分子，老子就跟附一医院赵善灿医生打了个电话，又去住医院。刘勇听黄贤湘说我在住医院，就到医院去看我，鼓励我搞创作，写小说，说是不能搞专业，搞业余嘛。我就开始读《艳阳天》。我是1970年2月定编到文化站的。我第二次又住了6个月医院。我回来后，就到南湖渔船上去体验生活，对渔民产生了感情，打算写渔民的东西。

1972年3月成立县革委文化组，我和李扬中就调到文化组，做一些组织工作，这是军代表吴海堂、佘光辉的领导。1972年5月成立汉寿县革委创作组，委派我负责，创作组成员：朱诗林、杨任重、伍连朋、杨远新。

1980年4月5日于汉寿古城